草根家事- 第31部分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书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中离奇般地被打倒，又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书记。因为他提拔我没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提拔我当团支部书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热血沸腾”了，变得“沉稳”，变得“成熟”，但紧跟政治形势的宗旨则更加强烈。没有这一条，他不能生存，不能抗拒数不清的风云突变。于是，他选择了做“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做彻底的革命派，和一切反动势力做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受害者，又有了牢狱之灾，又一次证明他和我没有亲情关系，过去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1　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1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我在“监督利用，改造使用”理论的指导下，当上了生产队的组长，农民叫打头的，也是给队长扛活的。俗话说得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又说“买卖要狠，庄稼要紧”，说的都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对此，庄稼人哪个不懂得？可在“文革”时期，有的人就忘记了自己是个靠地生活的农民，忘记了靠土里刨食生存的祖训，玩起了政治家的长项，我看不过去。

一天早上，我刚刚分配完社员去干活，队里的一个女红卫兵头头手拿一份中央文件，硬要我把社员喊回来学习。我没有听从她的命令，她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我，我不听邪，发火了，撅了她的威风：“学这些东西有鸡芭毛用！就是不学，你想怎样？”

我说了“脏话”，没什么了不得，没有人在意。在农村不说脏话的就不是人，但我从来没说过，那天我不说脏话，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人！

话说出去了，你想会怎样？那可是中央的文件哪，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中央对抗吗？顶撞红卫兵马，就是藐视毛主席，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动派……有你这句话，给你戴什么帽子都不过分，都恰如其分，何况那是我的父亲正在被专政！

这个女头头的脸气得铁青，当即就去找张书记，要求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书记毫不犹豫，立即做出决定，随即组织十多名革命派先锋，经过一番部署，气势汹汹地直奔8队而来，一次规模宏大的批判会在晚上开始了。

批判会的气氛十分紧张，队部的南北大炕上坐满了人。围坐在张书记周围的，都是能说会道的革命派造反派，人人脸上都是杀气腾腾的，做好了置我于死地的准备。

女红卫兵头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揭发我的罪行。紧接着，张书记开始声讨。

他以分析我的家庭出身做开场白，说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份子，继承了反革命家族的血统！他还说我的言行是封建主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复辟资本主义，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字字见血，句句要命。

我没有发言的权利，听之任之，成了任人宰割的“鱼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随后，张书记命令我坦白，老实交代。

给自己戴帽子，我冤屈；坦白？我委屈！于是就说我不老实，说我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接下来就是急先锋们对我的批判。

张书记知道，我们队的人是不会批判我的。这倒不是一个队的人抹不开说话，而是没有理由批判我，再没有良心也不能颠倒黑白，拿不是当理说吧。所以张书记就纠集外队的“打手”向我开炮，以打倒我来证明他的“革命”，证明他以前对我出以公心，还自己的清白。

批判会上，外来的打手们，进攻最猛烈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曲作明，一个是郭海春。

郭海春是5队的会计，我们曾经是同行，年龄比我大几岁。他是我母亲的远房姑表弟，所以我很尊重他，平时见面我叫他舅舅。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火力竟然异常的凶猛，对准我的胸膛开火，让我在眼里流泪，心中流血，感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六亲不认”。

曲作明，在上文中就提到了，我们是真本实料的姑舅亲，他的祖母是我太爷爷的亲妹妹，他就是我的表叔了。然而，就是他，引导张书记把我带进死亡的大门。

曲作明曲会计，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在孟家窝棚住一趟街，相隔只有两家，他住我家东头。原本是个聪明机灵，身体健全的人，1950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成了伤残人。

他是大队会计，也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厉害的上司。他的嘴厉害，伶牙俐齿。批判会从他发言开始就变成了批斗会，他的每句话都咬得我出血。

回想起来，正是他厉害的嘴，咬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胳膊。

刚解放，农村的经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孩子们吃的零食只比解放前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嘣豆”。嘣豆，有玻璃球那么大小，黄褐色的有光泽且酥脆，我没有吃过，是看人家吃时想象到是那样的。那时农村没有小卖店，小食品都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品种只有麻花、烧饼、灶糖、糖葫芦、炒花生这么5种。在平时谁舍得花钱买啊？只有孩子头疼脑热了，家长才思考再三买那么一点，就当吃药了。我能吃上这些小食品，都是有病时得到的。为了多吃几口，病好了也说没好，母亲有时候就再买一些给我，但她总要搭上一句话：“装病！”

曲作明也是孩子嘛，也想吃到嘣豆，家里没有钱买，就捡些碎铜破铁换。

初冬的一天早上，突然一声爆炸震惊了所有人，是从堡子东面传来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有许多人朝曲家急急忙忙地跑去。

曲作明被炸了，他捡到一个炮弹的引信，扣那上面的铜引爆了，顿时血肉模糊。刚解放，雷管、子弹、手榴弹、炮弹，那个地方都有，只要你细心就会见到。

我们的堡子在辽河边，离沈阳90华里。那咱没有平坦的公路，更没有公交汽车，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只有抬担架。直到60年代初，急症患者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去沈阳就诊，至少得8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多不该死去的人，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了。

他死里逃生，但活得很艰难，眼看就30岁了还没有成家，尽管有一个会计的招牌。谁家的姑娘眼睁睁地嫁给一个残疾人啊……

后来曲作明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一个比他小5岁失明的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姓刘，也是我们的老乡，从小就失明了。听有人说过，结婚的当晚，他哭得很厉害。刘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几年就死了，好不悲凄。

曲作明是不是有些心灵扭曲，我不敢断言，但他处事做事确实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证据。他的对立面很多，一条共同创作的顺口溜就是讥讽贬损他的写照——

一个眼睛两张嘴，三只胳膊四条腿。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画像，尽人皆知。我听了摇头，不应该这样“放肆”，口无遮拦的咒骂人。

批斗会上，我想起了这个顺口溜，觉得他挺可怜，也可气。为什么不好好地做人，不然的话，这个顺口溜会止于善者，是你不善啊。

他果然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指着我说：

“像这样的败类，就得交到公社专政组去接受专政！”

听到他这么说，所以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个阎罗殿，是个“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地狱！

由他这么一说，张书记表态了：

“明天我就送你去公社！”

大队组织的来人没有示弱的，揭发批判一个比一个上纲上线。和大跃进誓师大会一个模式，态度一个比一个坚决。最后一个人的“发言”，只有用“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来结尾了……

　1　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1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第二天清晨有些阴冷。我还没有上班，大队人保组的老雷派人就派人来传唤我，吉凶难料。

爱咋咋的，我没有多想什么。

大队部很清静，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雷，一个是老贺头。

老雷是人保组的主任，老贺头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大队长。解放初期老贺头就是党员了，合作化他在全县第一个办起了初级社，一时间名声鹊起。这些年来岁数大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别看他不是什么官了，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很有面子。在家没事，老贺头就来大队看报纸，从来不参与大队的任何“政事”。

见我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看我，没有说什么，又继续看报纸。

老雷呵呵地笑了，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就让我坐。

“他妈的，下回注意，回去吧，真他妈的……”

我的滔天大罪就这样被豁免了，我没有想到，就对老雷表示“谢谢了”。

“他妈的，些我干什么……”

我和老雷都是原来孟家窝棚的老户，街坊上论，我叫他雷二叔。他不让我谢他，我不解，只好倒出缘由来。

我这次法外开恩大难不死多亏了老贺头。我“造反”的事，他在大队听得一清二楚。后来听说张书记要把我教到公社，他说话了：

“教育教育就是了，弄到公社有什么必要吗？”

张书记反问他：“你说怎么教育？”

“批判会你也开了，你说怎么教育？”

张书记默不作声，就和老雷耳语了几句。

老贺头怕节外生枝，所以一大早就等在大队。见老雷如此这般“教育我”，他扔下报纸就走了，我没来得及谢谢他。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书记呵斥。

“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