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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郭书记走了，到县委纪检委员会任副书记，官升一级，既有功劳又有苦劳。他走了，是个划时代的符号，农会干部退出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他走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一个高高在上的党委书记，安步当车，起早贪黑走田间穿街巷地深入基层。他走了，也结束了一个“古板”的年代。他走了，上上下下都在猜测接任者……
4 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4如毛的上司（厄运走来）（3）
新来的党委书记姓冯，冯贵清。匀称的身材、白皙的脸庞、一副白边的近视镜……若是他出现在高等院校，你会认定他就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他到来罗家房乡政府不久就有了雅号，人称“冯眼镜”。
他就任之前，乡里的一些同志对他就很“熟悉”了，那是在县里开会认识他的。1981年，县里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三级干部会议（县乡村三级），冯书记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介绍那时他所在的大柳屯乡搞“责任制”的试点经验。正是这个会议，才掀起了新民县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序幕，吹响了农村经济大变化、思想大解放的号角。此时此刻，冯书记的仕途也达到了巅峰。一年后，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从“座上宾”变为“阶下囚”，险些落个“上台巴掌响，下台绳子绑”的悲惨结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农村怎么改革？”没有定论，中央也没有明确的态度，没有任何红头文件可以执行，绝对没有的。1980年的1号文件说的很准确——联产承包，适用于“老少边穷”和“三靠”地区。所谓“三靠”，即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也就是说，后来的“分田到户”责任制，中央是反对的，起码不赞成。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中央思想还没有解放，还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上上下下人人清楚，所以县里的会也没有明晰的说法，但肯定了一点——不许“单干”！否则，就是走回头路，就是“拉马抬槽”，拆社会主义的台，挖集体经济的墙角！
不需单干，那要怎么干？
在这个时候，安徽凤阳已经实现了“分田到户”，那里属于“三靠”地区。除此而外，报纸上介绍了许许多多实行“责任制”的典型，很适合我们乡村。于是，我们乡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强烈要求实行“以大化小”。
所谓“强烈”，是农民不堪忍受“大帮哄”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生长队百八十号男女劳动力，真正到地里干活的人不足一半，只有九等人和十等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栉风沐雨。有背景有能力的人，都去了公社、大队谋个离土不离乡的差事。什么“农田水利”“公社养鱼池”“综合厂”“机修厂”“拖拉机站”“人保组”……他们都挣生产队的工分，却不给生产队挣钱。一个干活的农民，养活一个吃“闲饭”的游民，还有劳动的积极性吗？他们没有办法摆脱不公，只好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民怨四起。
这样的生产形式和形势还能维持下去吗？然而，没有红头文件，不维持也得维持。怎么维持？县里和公社派出大批的干部到生产队蹲点，实际上就是“监督”社员劳动，施以高压政治。“路线分析会”、“批判会”应运而生，你不老实就对你实行“专政”，扣你的工分。至此，社会矛盾、干群矛盾日趋激化。
农民的嗅觉是异常灵敏的。他们得知有的地方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以大化小”还不行吗？于是，就强烈要求大队公社为他们做主。刚开始，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因为没有政策，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对于我们地区，那时候上级唯一的政策是，“包工包干”。比如说，种一亩地给你四个人一天的工分，你们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半天由你自己支配。农民不吃这一套，归根到底没有和他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一起，还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他们的负担没有丝毫地减轻。
农民不甘心，就自己开会“以大化小”，一个生产队一分为二，变成两个生产队，或是一分为三、为四……对此，后来公社认账了，全公社的生产队得到迅速的分蘖，生产队由原来的108个增加到140多个。
刚开始时，新生的小集体都是“人合心，马合套”自愿组成的，一时热情升高。没过多久，新生的和旧有的同化了，队长会计……应有尽有，不然不符合上级的要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层人物”比原来还多了，社员的负担更加深重。“五脏俱全”的队长会计保管员一干人，也“五毒俱全”，吃喝贪占懒无一不能。社员“出工不出力”又旧病复发，“以大化小”成了“换汤不换药”，农村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人怕逼，马怕骑”。到了忍无可忍，生死攸关的地步，农民的胆子比天都大，真的敢把皇帝拉下马！什么“老少边穷”，什么“三靠”，全都不在话下。这个时候我们的地区和“老少边穷”“三靠”还有区别吗？不到一年的功夫，“三定型”的生产队彻底土崩瓦解。后来，我的小说《草根轶事》（黑龙江出版社出版）写的就是这段历史。
所谓三定型，就是生产队实行“定生产人员、定生产任务、定生产消费”。较大的生长队所以敢一分为二，就是以这个“三定”为理论根据的。到了农民手里，就成了“三分天下”，一个大汉朝驾崩，魏蜀吴三国鼎立。
既然“三定”名存实亡，干脆就拉马抬槽各自为政。新的党委书记冯贵清驾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受命于“天”的，“天”就是农民，社员。
冯书记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其实就是介绍“三定”的经验。面对眼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群众运动，“分田单干”的局面他将如何地应对？全乡的干部群众都在拭目以待。
他对新兴的“分田单干”不冷也不热，不否定也不肯定，而是深入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他每次下乡都要我陪同，大概因为我是乡里的舆论中心与党委的喉舌吧，我是广播站的记者与编辑。
我们住在村里，白天晚上都要搞调查，与干部农民交流，听他们的想法意见心声。他十分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也让农民体会到他是支持他们自发的改革的，但绝不是上级的指示精神。农民很理解他，同情这位大员的处境：
“冯书记，你放心，有事我们担着，这是我们的主意。”
是的，的确是他们的主意，冯书记支持而已，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
罗家房乡的“分田单干”，在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完善着。
不到半年的时间，上级终于有了正式文件。文件中说：“如果农民愿意，可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
我觉得，中央是在顺应农村现实的形势做出这个“意见”的。“如果”，就是商榷，商量，不是决策，而是意见、建议。“可……”模棱两可，并不坚决。可后来，官方对“分田到户”说成是中央的英明决策，有点与事实不相符合。责任制是农民的首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顺应，不可抗拒！再后来，又把责任制公认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农村的改革取得辉煌的的成就”。但我也赞成对责任制“专利”最初的定位——“农民自己的发明”，所有的媒体如是说。
冯书记在领导和指导罗家房乡，农村生产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大变革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没有坚持自己已取得的“三定”经验，硬往罗家房农民的脖子上套，束缚农民的手脚。相反，他不固执己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给农民壮胆撑腰。这就使得农民在解放自己的路途中少走弯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付出。农村的改革，罗家房乡走在全县的前列，第一个冲刺到终点，生产力得到空前的释放。
我记得，一次在张马夫村和村干部的谈话中，他说：“农民怎么干，你不用管，只要能打出粮食来，先交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后来文件中说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最高原则。最时尚的话，叫做“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为指导和推进全县的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冯书记再次在全县的大会上，介绍了罗家房的经验。他的两个经验，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人气、运气一路飙升，成为下一届县长的候选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厄运慢慢地向他靠拢过来，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4 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4如毛的上司（政权真空）（4）
他自己知道什么呢？那是罪过，罪恶，发生在十多年前……
现在的他是红人，所有人的眼睛看他都是这个颜色的，包括食堂的师傅老毕头。老毕头60多岁了，老实巴交的，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发工资签字的时候用上了。他是乡政府大院中的“十等人”，“十等人”那句顺口溜中的最后一句属于他的，整个内容如下：
一等人是党委，什么奖金都得给；（委员以上的干部，哪个部门的奖金都有他们的份）
二等人是乡长，喝光饭店喝酒厂；（乡长成了酒香之长，香长）
三等人武装部，征兵一到有收入；（想当兵，拿钱来）
四等人管财政，近水楼台花钱冲；（还用解释吗）
五等人管民政，实权在握腰杆硬；（要救济，得找我，小鬼见上帝，有人直腰，有人屈膝弯腰）
六等人管土地，审批大权随我意；（不想意思意思，你还有意思吗）
七等人管生育，堕胎好比狗放屁；（生杀大权如同儿戏那般轻松，要命还是要钱，自己掂量）
八等人农田水，一场出工就够本；（一有水利工程，就肥得流油）
九等人几大站，工资奖金自己赚；（文化站、广播站等，财政不全额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