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48部分

周乡长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兼机关党支部书记后，党的大门就像被洪水冲开大堤的决口，清流浊流一起涌进，入党的良莠不分泥沙俱下。一时间，周书记“口碑”载道。他像一块磁石那样，吸引了一大批乡政府机关的“新生”力量。这就是能为，眼力，这就是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没花一分钱，买来一大堆人心。当周副书记攒足了家底的时候，乡长的位置有空缺了。天时、地利、人和，周书记顺利地通过了市委对他的“考察”，成了一乡之长。

“官升脾气涨”。如今的周乡长可不是过去的周乡长啦，已经没有了那个“副”字。在人多势众的场合，说恭维话的多了，见他满脸堆笑的多了，找他办事的也多了，抬轿子的更多了起来。他不难么爱搭理人了，更不肯和你先打招呼了，绷着脸的时候多了，用鼻子说话的机会多了。总之，以前大家公认的那些毛病，到了现在没有一点伪装隐蔽的必要了。他把挖苦人当作批评，把贬损人看作是帮助你，把不理睬人当作什么呢？不是人。

新的一任乡长上台伊始，乡政府机关的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风云突变。这次突变，官方叫做人员调整，是以亲疏为原则，以经济实惠为目的的。他把他的亲侄调到财政所当税收专管员，把原来的专管员调到办公室做主任。税收专管员是个肥差，每年比其他同志多得奖金6000元，等于每年多开12个月的工资。为了平衡一下关系，才让那个专管员升了一级，当主任，也就是定了我的位置，我去了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任股长。

农村有句俗话，叫做“公道佬一辈子屈不着自己”是也。由此说来，周乡长够公道的了。

在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周乡长刚刚“扶正”，只不过我们上下配合的时间不长而已。从大局和事业的角度出发，我曾建议过他，改西配房为食堂。原来的食堂在办公楼的后院，年久失修既破乱不堪也脏乱不堪。周乡长也下过决心整饬一下就餐环境，只是一时找不出合适的方案，而犹豫不决。我的建议，一可节省三分之一的预算，二可招待好外来客人，每年至少节省两三万元的招待费用。

这个建议提出后，周乡长没有表示可否，鼻子连“哼”一声都没有。

不久，新的食堂按我的构想竣工了，周乡长得到一片赞扬声，被称之为“伟大的构思”！我这才明白一个很大的道理：领导采纳你的意见是不会说出来的，你也不必说是你的建议，领导永远比你高明，这是真理！还好，我懂得给领导提建议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以后也要守口如瓶。不是吗？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所有的功绩都是领导的，贪婪成性也是硬道理。

是的，人之贪婪何止钱物？《左转•；；昭公28年》中说：“贪婪之餍，忿类无期”。现代作家梁斌的《红旗谱》也有类似的话：“他贪得无厌的性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残忍了”。餍，同厌，满足的意思。如果说，人皆贪婪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无厌”则实不可取。贪婪无言者之所贪，除钱物之外，所有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包括名誉、地位，还有口惠都纳入必贪之列。某某人提起某某时，常常愤愤不已：“心太黑了，胃口太大了！”

所谓黑，说的是，从你身上刮走他他之所求所得，而后则视你为敝屣而鄙之矣。所谓胃口大，则指百元的子女升学礼、乔迁之喜礼、贵恙之慰问礼而不屑一顾之。

他很讨厌“八千岁”了，那时他没有太大的实权。后来，他不再骂他了，证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有条件的“谅解”。再后来，“八千岁”打道回府了，可怜兮兮的，他没有半点同情知心怜悯之意，因为有条件的“谅解”已经用尽了。

人常说“吃亏是福”，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贪婪无厌者，则说成是“吃贡是福”。贡，是贡献，孝敬皇上的贡献。虽然说几千年的皇上早就被打倒了，但很多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天不做皇上梦的，痴迷于歌舞升平外，“吃贡”是皇上梦最好的体验与享受。可以说大官大吃，小官小吃，没有人不吃。而对于“吃贡”者有几个人真心实意地去管管？管也罢，不管也罢，老百姓的心态最终还是趋于平和，平衡，没有办法只好这样了。他们只好用一道古训了平衡自己，那就是：花脏钱，喝凉酒，早晚是病！或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一个也漏不掉！

　五　　我的朋友　　1　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五我的朋友1同窗学友（阴阳两隔）（1）

弹指一挥间，花甲已过。在60多个春秋中，我“从政”28年。比起读书12年，耕耘田垄6年，教学6年来说，“从政”是我人生路途走的时间最长，价值最为重要的一段时光。但值得我珍惜的还是年幼和“寒窗”那段光阴，因为那时有理想的光环萦绕着我，给予我心灿烂，尽管后来前功尽弃，落个心灰意冷，但比起“从政”舞台的险恶，那还是一篇温馨的童话，因为那里有我随意的选择。

我无法选择老师和上司，而可以选择朋友，所以那是我最愉快的年华，我的时间我做主，我的道路自己走。

从开始上学，到高中毕业的12年间，我先后在4所小学和初中高中读书。匡算一下，和我同班的同学就不下300人。这300个同学都是我的同窗学友，尽管我们之间有过吵闹与“争斗”，甚至到后来由于观念和志向的不同而产生一些不快，缘分是至关重要的，缘分不能再生，就显得非常珍惜，其他都无所谓了。

解放初，我们都是刚刚入学的孩子，天真无邪的顽童。那时，只要玩得来就是合得来，就是朋友了。50多年过去了，好多记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也就怀念那时的“童友”，那时的“童话”——儿童们欢心的佳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重演了，郭祥玉、孟祥弟、王小孚……多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只有曲良忠健在，思想起来不觉戚然。

50年代初，我的家境很差，上顿饽饽下顿粥，土豆白菜都很少见到，就别说鱼虾了。至于粘豆包、荞麦卷子，我只是在别人家见过，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当然也没有吃过了。

记得那天早上，我会曲良忠一起去上学。见他正在吃早饭，我没有进屋，就在门外等着他。奶奶时常告诫我，人家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进屋的。我不懂得为什么，但我记住了，很听话。

那时学校离家有3华里多，得经过一片没有人烟的的辽河滩。小孩子们胆小，上学就三五成群地一起走，家长是不送的。

刚刚走出村子，曲良忠偷偷给我一个粘豆包，说是他妈妈给他的午饭，我们午间都不回家。我头一回见过这东西，粘豆包的皮是紫红色的，是一种黏高粱面做的皮。馅也是紫红色的，是红小豆烀熟了做的馅。看上去就流口水，吃一口黏黏的也甜甜的，没等到中午，曲良忠的午饭就没有了。

刚解放时，我们家也是有田地的，但父亲是老师，没有人耕种，就租给人家了。到秋天，按四六分成，租地人给的都是高粱，根本没有小豆绿豆黄豆等杂粮，所以就难吃上豆包什么的。没上学的时候，别人家吃饭我根本不进屋，上学了，在路上得到小朋友们很多的恩惠，而我从来没有答谢之物飨人。我那时虽说人小，可心里总觉得有一种负人的感觉，总想报答人家。

总算有了表达自己心愿的机会了，那时农历腊月三十夜晚。

过年了，母亲省吃俭用买了些花生，分给我和妹妹一些做零嘴。一些是多少？装满两裤兜。两裤兜又有多少？是母亲那双手捧给我们一捧，就把小孩的小裤兜装满了，露出了难得的满意笑容。那时候我数数好了，最多也不过60颗花生角。

我一粒都没舍得吃，转身就消失在除夕的夜幕中，去会郭祥玉、曲良忠玩。

那时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焚香上供，鸣鞭放炮。孩子们没有躲在家里的，农村没有电，更不知道什么叫电视，就出来玩，欣赏一年一度的“光怪陆离”。

我们三个人终于到齐了，还没等我拿出花生来，他们俩就争先恐后地把新年的礼物塞到我的手中。什么柿饼子、橘子，都是我没见过的玩意。对于他们给予我无私的“周济”，又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只是我无能为力去报答他们。至今能感到慰藉的是，我没有忘记他们，也很怀念那个天真质朴的情感。

玩了好长时间，我们就去踢小庙了，前文说过的。

按理说，父亲是教师，应该有些钱在过年的时候打点打点他的孩子。但那时的工资很低，父亲一个人在外工作，需要打点的事太多了，就顾不上打点我和妹妹了，彼此心里都很苦，苦不堪言。

1955年冬，我们随父亲工作的调动，家搬到较远的地方，离开了“抹泥之交”。那时候，王小孚已经死了，我常常梦见他。

王小孚的大名叫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姓王，｜乳名叫小孚子，比我小一岁，死的时候不到10岁。他的家在团山子，在我们孟家窝棚东3华里。他的伯父是我家的西邻，他来他的伯父家就和我一起玩，那时我们都没有上学。

小时候我就很“野性”，认识了王小孚，我就偷偷地去团山子找他玩，不想惹出了麻烦来。

刚解放，有些屯子的孩子专门“欺生”。第一次去团山子的那天，几个孩子就上前阻拦我，挑逗我，手里都拿着石头木棍什么的，赶我走。我见王小孚过来了，胆子就大了，就和他们比划起来。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王小孚怕我吃亏，就帮我打他们。他们比我们大，王小孚的脸都被打青了。那帮孩子见王小孚玩命了，纷纷作鸟兽散。其实，这帮家伙后来都是我的同学了，有的比我大四五岁，解放前念不起书，解放后年龄就大了。

第二年我上学了，9岁。王小孚8岁，没到那时的入学年龄，悲剧发生了。

放暑假了，我不再去团山子小学了，也没有见过王小孚，就想去看看他。谁会想到，还没等我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