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很听话的，我对他们也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把我多年教育辅导孩子的做法与“经验”一起送给了他们夫妇。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课文：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爱的是书和笔……我赠送他们这么多的书，一下子把孩子的精力吸引过来。他们很快从玩童过渡到“书童”中来。
他们夫妇不愧是园丁，顺势鼓励孩子：“李伯伯家的哥哥姐姐，就是靠这些书考上高中大学的，你们可得向他们学习啊。”
为着改变我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做了很多让陈日久到乡政府来工作的努力，比如到文化站当个站长什么的，适合他。开始他还挺配合我的，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下乡蹲点是家常便饭，吃住都在村上，很艰苦的。陈日久有胃病，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再有就是上班也很远。所以，我的努力只好半途而废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人生”之路，不想刚刚启动就告吹了。
“志同道合”没有错，但同“道”实在是难以实现了。这如同非洲草原上“同路而行，同地而眠”的斑马，看上去那斑纹一道一道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同样斑纹的斑马，相像就是“同类”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文学分野，吴书纯就是我的同道文友了。
吴书纯比我小很多，有十来岁吧，但他比我先到乡政府工作几年，在电影放映站做放映员。他是我在乡政府里最先认识的人，因为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吴义纯弟弟。他能干上这个差事，是他哥哥对他鼎力相助苦苦“举荐”的结果。
吴义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和那时公社的一位大员“关系不错”，就极力地推荐吴书纯做“文化工作”。吴书纯的绘画很出色，胜任做电影的“广告”，于世，“举荐”很快就一蹴而就。
没过多久，吴书纯在我任广播站编辑的时候，他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我们的文化交流便开篇了。他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绘画，尤其是玻璃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多人为了求得一幅玻璃画，至少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我的内弟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给炕柜画的玻璃画，至今依然夺目如初。
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惊喜，吴书纯不仅仅是个“画家”，而且还是个诗人！他的Chu女作赫然间出现在沈阳日报上。“一诗惊四座”，引起一个不小的轰动，也使我走上创作之路。
在这以前，除了我，我们那里没有谁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的文字也仅仅是新闻之类的，极少部分是报告文学。他的诗，无疑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开启了我们地区文学园地的新篇章。
他不想做个平庸的，尸位素餐名不副实的文化站站长，力求名副其实。于是，吴书纯潜心写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终于有了他实现梦想的根基——成立“文学社”，那时就叫“新星”。因为我们乡叫以前叫“新兴公社”，文学社就以“新星”为名应运而生了。
文学社刚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很惭愧，我不能算“文学人”，就和他学习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入门，“新星”的土壤又有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她叫王玉娥。王玉娥是写小说的女孩，20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其实，农村的青年无所谓“待业”，毕业就失业很正常。由此，文学社的文学氛围愈加浓重了，相继，段景汇、陈日久、周岐山、朱尚泉等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先后走进“新星”的队列，文学创作在我们那里蒸蒸日上如火如荼。
大约1年以后，我的散文《庄稼院的门与路》刊发在沈阳日报上，继而散文诗、寓言等文学作品开始散见报刊上。与此同时，吴书纯的诗画不时地获奖，“新星”也如日中天，引起文化部门和诸多媒体的关注。
为了提高“新星”的品味，在吴书纯的倡导下，我们一起去了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农村版）请副刊编辑来讲课。
那是夏天，辽宁日报的贾恩禾，沈阳日报诗人解明、胡中惠前来我们乡讲课，受益匪浅。之后，著名作家马加不顾年迈也来看望鼓励他的家乡文学爱好者，是我们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明亮。
一年后，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能力，吴书纯被调到新民文化馆任创作员。不久，他又从新民调到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至今。其间，吴书纯的作品难以数计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遗憾的是，自从他去了沈阳，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只能在电话里沟通情感。
2004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家的电话具有报号功能，这个电话头一次打进我家。我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是吴书纯打过来的。他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获得辽宁省第一届文明短信大赛获得二等奖。
是的，颁奖仪式在昨天举行，地点在辽宁电视台演播大厅。“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我的电话……”他笑了。
原来，颁奖的时候他就坐在贵宾席上，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能随便说话打招呼，电视台在录像，五一要播出。
颁奖仪式上除了省市有关领导为我们颁奖之外，还演出了很多节目，都是些大碗登场。这些语言类的节目，正是吴书纯主笔成就的。至于电话，他不说我也明白了，是他从主办单位那得到我的“秘密”的。在以前，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不是去北京了吗，由来的电话作废的作废，改号的改号，升级的升级……若不是我获奖，若不是他给节目组稿，我们真的很难再见了。
同道挚友“重逢”自然喜不自禁，感慨万分。那么，古有“花为媒”，我们是什么为媒呢？
5 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5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毋庸讳言，我们成为同道挚友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缘分。说一件小事吧，小事验证了一个大道理。
那是一次机关劳动，大家边干活边闲聊，围绕“诗”争论了起来。那个姓冯的党委副书记说他也会写诗，而且说“写诗算得上什么啊？”我和吴书纯就问他“那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诗发表在报刊上啊”？他说“没意思”。
这个领导确实也有那么几笔，但又难登大雅之堂，分明是“酸葡萄主义”，嫉妒心理在作怪。我们没有和他继续争执也就算了，他却以领导的身份和语气反过来来教训我们说“务点正业吧”。
还有这样的领导吗？我和吴书纯“同仇敌忾”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反击，引来其他领导对我们一致的敌视。从那时起，我们领悟了，我们和领导之间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不可同日而语，“道不同不与谋”。
后来，吴书纯走了，去了新民、沈阳。但是，“文人”与官员之争并没结束，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他们在心里服输，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前程”离不开“文人”和笔杆子为止，相安无事，各行其是。
他们也懂得，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吴书纯去了沈阳就是例证，服了，他们也想去，就是难以成行。
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不否认。可是，农村又是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应该说，有谁不愿意离开农村呢？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到农村来扎根落户呢？那么多的知青不都回城了吗？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知青没给农村带来什么知识，那时的知青知识的含量太低了，竟然冠以“知识”的头衔，可悲、可怜，不可思议。
决策者们也看出了农村“没有知识”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也采取了很多向农村输送知识的决策，所以就有了许多次城里科技人员下乡任职的决策，包括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的决策。
1992年，有两名沈阳的科技人员到我们乡政府任科技副乡长。其中的一位，给我们引进来一个假专利，这个专利就是“晴天省力保健些”。正是这个科技人员，极力地把李晴天推荐到我们乡来的，也是他鼓励领导与李晴天紧密合作的。等这场戏演砸了的时候，这位科技副乡长早就杳无音信了，连单位都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科技副乡长，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葛延津。他协助周乡长抓乡镇工业的时候，正是我下海任鞋厂的厂长的那段时间。我们也算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交往很多，相互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留下不错的印象。
葛教授，大连人，比我小一岁，人很厚道，内向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他爱人姓王，王桂兰，医生，很漂亮，可惜已去世多年。她留下一儿一女，男孩叫葛长振，女孩葛玉，我认识他们的爸爸时，他们分别在念高中初中，现在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