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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蒋介石的病，官邸笼罩在一种低沉的气氛当中。
“国家大典”蒋介石受罪
1972年5月20日，是“中华民国”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那时，蒋介石的体力更是衰弱，可是，政治大权岂可轻易拱手让人，“国家大典”更不能没有“总统”本人参加，这是官邸人士，尤其是宋美龄的基本看法。为了不让“总统”身体欠妥的事实外泄，官邸在就职典礼前夕，想出一个掩饰“总统”病情的方法。
这个方法看来非常简单，就是在“总统府”大客厅的“总统”及夫人站立的后边摆上一张沙发椅，典礼当天，贵宾道贺时，就让蒋“总统”挨着那排沙发椅站着。
这样的设计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为了预防老先生身体突然撑不下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后面的沙发椅就可以发挥作用。一方面，老先生不致跌倒，不会产生危险；另方面，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可以给老先生做身体的倚靠，不会感到吃力。这套方法，据说是孔令伟孔二小姐想出来的妙法。
为了防止老先生临时体力不支，“总统”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方安放了氧气桶，以便老先生在急需时，可以立刻派上用场。
这样的“总统”就职仪式，恐怕也只有发生在台湾这样的地方，世界上有哪一个地区长官、哪一国家首脑的就职仪式有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总统”就职仪式之后，也就是1972年7月20日病发前一天，还有新任“大使”呈递到任“国书”，那时，也是用这招瞒天过海的方式，在“总统府”的会客室，举行呈递“国书”的仪式。
蒋介石突然昏迷
早在1972年6月间，也就是“总统”就职后的次月，“总统”官邸的医官特别为蒋先生做了一次全身身体检查，这项检查结果出来以后，让医官们大为紧张。从检查报告上看来，他的心脏已经比前一次检查时，更为扩大，如果再不好好调养，他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势必更加糟糕。
“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陈耀翰，看了这份检查报告，便直接面见老先生。陈医官很直率地把检查结果告诉老先生，陈医官建议他立刻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半年，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下，做最清静的休息。
陈医官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深知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如果再拖下去，老先生的身体只有愈拖愈糟。但是，陈医官却忽略了老先生夫妇的想法。果然，老先生听到陈医官的这个休息建议之后，大为紧张，马上去向老夫人告知有关的讯息，并且征询老夫人的意见。
“陈医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么样？”蒋介石只是单纯征询意见，但是，夫人宋美龄的想法和医官的考虑点显然大相径庭，她的主要着眼点是“总统”一旦不在其位，那么“总统”的职权岂不旁落？蒋家荣耀谁来赓续？她自己崇高的地位是不是也会受到损失呢？而且，在那个强人领政的时代，如果“总统”身体不行，不能履行他的职务，和一般现代国家的领导者因病不能执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蒋“总统”身体垮了的消息一旦外泄，岂不是会引起政治不安、人心动荡吗？这无论对蒋家或是对台湾都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宋美龄心头不禁对直言的陈耀翰大为光火，不假思索地说：“不要听他夸大其词，你的身体还好得很，为什么要休息半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陈医官太不识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龄怒气冲冲，把陈医官叫到房间，毫不客气地数落了他一顿。
“你应该对事情有个轻重的观念，你这样跑去和先生乱讲一通，会影响他的情绪的，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啊？你这样只会让他心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你知道吗？何况他刚刚就任总统，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休息半年，我们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啊？先生是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上，休息半年的，这对台湾政局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的，你知不知道？”
从此，只要有任何有关老先生的病情的报告，都要经过宋美龄的允准，才可以对老先生讲，宋美龄的理由很简单：这样是为了老先生的心理着想。
医官的考虑完全是基于蒋“总统”的病情出发，然而他们对夫人宋美龄那掺杂了政治的思考方式，当然也只有默然听命的份。医生的预言很快应验，蒋“总统”的病况的确有了令人忧虑的发展。
几天后，“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突然交代我们，从即日开始，要把每天喝多少水、排多少尿，都要一一记录下来。
我记得那几天老先生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稍稍活动一下，就感觉气喘，喘气时舌头还不停伸出来呼吸，这就是典型的缺氧现象。晚上，老先生经常会因为气喘不止，觉得胸口气闷，医官给的建议是，只要感到气喘不过来时，就到阳台外吸几口新鲜空气再回去睡觉，医疗小组还开给老先生一种药片，只要老先生觉得气闷，就在舌下含一片，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种心脏病的特效药，叫“麻地黄”，可以强化心脏和使血管通畅。
可是，受陈耀翰被宋美龄当面指摘的事件的影响，所有的医官都再也不敢直接向蒋介石面报病情，必须先向宋美龄报告之后，再会商如何向蒋先生解释病情。当然基于不影响蒋“总统”情绪的考量，透露给他的消息，不外是“没关系”“多休息”之类和病情没有太直接关系或是隐瞒实情的话。纵令如此，医官进出“总统”房间的次数增加了，各种检查项目也明显加多。然而，没有人敢再告诉老先生实情。其实，医官跑“总统”书房跑得愈勤，就是表示老先生的身体已经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宋美龄不答应让老先生休养半年，老先生自己也坚持继续处理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务。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医官不断给宋美龄提出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检查报告，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因应之道。
早在老先生发生车祸那年，“总统府”三局就为他做出了一连串的计划，特别像是“总统府”内加装电梯，可以让“总统”下车后，直通电梯，而电梯到了三楼，只要再走几步远，就是他的办公室。这样的设计，事实上，已经是很大的权变之策，然而，就一个随时可能爆发心脏病的老人而言，这样的办公室设计实际上已经不具积极意义。
几经说服，宋美龄也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她似乎已经了解，假如不立即给蒋老先生更周密的医药处置，老先生的病情是相当悲观的。明白了这一点，宋美龄下令立刻增加了两位台湾当时最顶尖的心脏科权威，一个是姜必宁，另一个是李有柄。姜医生是“荣总”心脏科主任，李有柄则是心脏血管科主任，这两位权威医师加入“总统”医官阵容，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显示了老先生病况的严重性。
7月前后，老先生连吃饭都要停顿好几次，要喘几分钟气，才能够继续进食。有几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会全部吐出来，这都是心脏病要发作的前兆，医官们此时更加肯定老先生的病况已呈一触即发的态势，“总统”医官一方面更加小心观察老先生的病情，一方面准备到海外邀请治疗心脏病权威，能够在最短期间内，尽快找到这方面的适当人选。
当时，台湾十分缺乏治疗心脏病的医学专家，“总统”官邸医官几经讨论，推派卢光舜医官去美国，邀请当时在国际心脏病治疗方面，颇负盛名的权威专家余南庚博士，回台湾来为蒋“总统”治病。
“总统”官邸医官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主要也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妙手回春，而且是专家龙头的权威，为蒋“总统”找到一个根本治疗的方法，尽快治好他的心脏病。当然，医疗小组会去美国“取经＂，主要的压力来源，除了老先生病情的压迫感之外，更大的压力来源，无疑的是来自宋美龄那边的急切心理，在几经治疗，然而却仍无起色的情况下，老夫人已经渐渐失去耐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邸医官除了去海外请“会念经的和尚”外，似乎别无选择，这便是卢光舜远涉重洋去美国请余南庚的基本原因。
余南庚，是我国早年留学美国的优秀医学人才，曾经担任过美国的心脏医学学会的会长，是中国留美医学人才中，少数的顶尖心脏医学专家，他也是经过“总统”医官一致公认当年最优秀的心脏医学权威，如果能够把他请回台湾，蒋“总统”的病情应该还存有康复的一线生机，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再经过宋美龄的允准和支持，才决定尽速派遣卢光舜前去美国，延请他回台湾为“总统”治病。事不宜迟，几乎就在和宋美龄开完会的第二天，卢光舜就赶赴美国，希望尽快找到余南庚博士，并且马上回到台湾，解老先生心脏病的燃眉之急。
那年的7月19日，卢光舜刚离开台湾去美国请余南庚，可是，三天后，台北阳明山中兴宾馆却发生了惊天动地、上下大乱的大事。
7月22日，官邸内务科为欢送即将卸任的侍卫长孔令晟将军，欢迎即将接任的新任侍卫长邹坚将军，于是，就在那天中午，我们举办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迎新送旧餐会。
那个餐会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地方，餐会结束后，因为我已经没当班，所以，我在餐会结束后，坐林武官的车子下山。林武官和我们交情不恶，我坐他的车子下山后，便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销假上班，在上班车的时候，觉得车里的气氛有异，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人心惶惶的样子，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大事，一问之下，才晓得是蒋“总统”突然在22日的下午昏迷了。
据我事后了解，蒋介石昏迷的情况是这样子的：22日中午，副官照顾他吃中饭，没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边吃还边大口喘气，吃到一半，因为反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