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一个政治家庭里面，难免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夫妻生活，其实有什么情分可言？然而，在“七海”一次偶然之间的亲眼目睹，却让我对这对患难夫妻，有了新的评价。
记得是在一个傍晚，夜色渐渐低垂，我照例在经国先生房间旁边值班，偶然的情况下，见到蒋经国走进他的妻子房间。蒋经国走到蒋方良身旁，双手握住妻子的双手，两个人对视良久，然后，蒋经国一语不发地走出房间。
这样的情况，我陆续见了几次，后来才知道是两夫妻给对方打气，鼓舞对方、安慰对方。
人在生病的时候特别需要心灵上的慰藉，如果，有家人给他心灵上的安慰，再重的病也会比较舒服一些。
1984年，是经国先生夫妇结婚50周年纪念。往年，结婚周年纪念大概都没有什么具体的庆祝活动，这次50周年，蒋经国夫妇非常重视，邀请了至亲好友到官邸吃饭。记得当天的客人包括王叔铭夫妇、毛瀛初夫妇、孙义宣夫妇等人，一共请了两桌。类似这样的隆重宴会，在蒋经国官邸还是真的很少见，可见蒋经国对结婚周年的重视程度。借着这样的庆祝方式，蒋经国也算是表达对蒋方良一生劳悴的感激之意。
还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蒋经国对蒋方良柔情令人感动的一幕。
那是1988年的元月6日，蒋方良因为气喘病发作，医生劝她应该立刻住院，惟恐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可是任凭医生怎么说，蒋方良说不去就是不去，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亲自去劝蒋方良，他说：“方！你一定要去住院，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陪你去，我可以住在你的隔壁房间，好不好？”经过蒋经国的苦劝，蒋方良才总算去住院接受治疗。
后来蒋经国真的还陪她去“荣总”住了几晚，那时距离蒋经国去世，大概只有几天的时间。
难享天伦之乐
从家族极盛，到子女星散，蒋经国夫妇的心情郁结是可想而知的。
在蒋经国原本的想法里，他是希望把棒子交给一个比较成材的儿子，可是，经过时间和主客观环境的不断考验，他发现这些子女当中，不是禁不起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就是自己没有那样的才具，不能挑起家族的重担。
以孝文来说，他本质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可是就因为交友不慎，加上早期对婚姻生活不能很圆融，和徐乃锦之间有些误会。他又喜喝酒，借酒浇愁，终日自我麻醉，最后终于走上卧病不起的末路，成了终年无法正式工作的带病之身。
以孝武而言，因为介入岛内政坛和“情治系统”太深，加上1984年发生的江南命案，导致外界对他有极大的误会，认为他是唆使行凶的幕后主使人，最后，压力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蒋经国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终于只好让孝武远离暴风中心，走上“出使”新加坡的“放逐之路＂。
孝章这个蒋经国夫妇自幼就视之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却又因为婚姻不令蒋经国满意，一度对她伤心失望，而且孝章的兄弟对她的丈夫有几次不礼貌的言行，所以导致她很少再有回台湾的意愿。即使回台也是来去匆匆，几天就走。亲情各在天涯一方，蒋经国又焉能快乐得起来。
惟一能经常在他身边的，只剩下孝勇一个人，他也从而因势利导，成为蒋经国晚年最信任的亲人，外界因此称孝勇为“地下总统”。
晚年时期，蒋经国对子女已经不可能再像往日那样，趴在地上给他们当马来骑，所以，往日的天伦之乐，只有从孙儿的身上去找寻。
在孙儿辈当中，惟一最让蒋经国疼爱的就是孙女蒋友梅。
早年，友梅还在童年阶段时，那时蒋经国和孝文夫妇尚住在长安东路十八号，蒋经国每天回到家来，第一句话必定是说：“友梅！GRANDPA（阿爷）回来罗！”然后进屋抱起友梅又亲又吻。大家也都晓得，友梅是蒋经国除了孝章之外，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孩，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孙女，而孝章的婚姻又让蒋经国一度锥心刺骨，痛心之余，他就把爱心全部寄托在友梅身上。
后来，蒋友梅长大了，蒋家把她送到美国求学，蒋经国最初当然很不舍得，最后想到儿孙大了本来就是要一个一个离开的，才满心不愿意地让友梅负笈国外。在国外念书的时期，友梅经常抽空写信给最疼爱她的GRANDPA蒋经国，每次来信，蒋方良总是高兴得不得了，拿着信就跑去给蒋经国看。
后来，蒋友梅又从美国转到英国去读书，那时，蒋经国已经卧病床榻，蒋友梅还是经常写信回台湾。蒋方良接到信，还是像从前一样，兴冲冲地拿到蒋经国的床榻前。至于回信，大概每次都是请赵聚钰太太代劳。
记得有一次，蒋友梅寒假抽空回台湾来看她的“阿爷”蒋经国，蒋经国真是精神为之一振，病情好像好了一半。有一次，蒋友梅腻在蒋经国的怀里，爷孙俩真是情深无限。这时，蒋经国忽然开口说：“友梅啊！你不要去念书了好不好？在台湾陪GRANDPA好吗？”蒋经国说完，蒋友梅在他的怀里撒娇说：“不行啦！我还要去英国念研究生哩！”
病榻前，蒋经国和友梅一聊天总是聊个没完没了，可是年轻人毕竟海阔天空，她终究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了解祖父的真正心意，也不会明白蒋经国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寂寞难耐，渴望有晚辈在身边作陪。
短暂的相聚，终归有结束的时候，漫长的寂静暗夜，才刚刚开始。和儿孙短暂欢聚后，蒋经国还是回到完全孤寂的内心世界，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官邸待客之道
在蒋方良和阿宝姊的主持下，七海官邸即使对待客人，还是保有那种节俭的风格，甚至有时是依来客的等级，来区分如何招待的标准。
按照“七海”不成文的规矩，招待客人可以区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级的待客之道，是由“七海”的厨房准备有咖啡、点心，如果客人是下午来的，按官邸的作息规矩，下午照例是要派人去买蛋糕之类的点心。通常，蒋方良是交代只买两份，如果有头等客人才“破例”买蛋糕，请客人享用。
蒋经国晚年，为了体念医生为蒋经国治病的辛劳，蒋经国夫妇要阿宝姊特意为值班的医生买一份蛋糕，聊表心意。
像赵聚钰的夫人来“七海”的时候，通常就是以最好的茶点招待。
第二种的招待方式，是一杯红茶，像毛瀛初太太、孙义宣太太来官邸时，阿宝姊都是这样的简单招待法，通常比较熟悉的熟人，较常用这样的招待模式。
第三种招待方式，大概只有一杯白开水，如此而已。在七海官邸如果想要让蒋家请一餐饭吃，一般的客人还享受不到类似的待遇，由此可见蒋经国为官的清廉自持。这在一个比较倾向集权的政权，有这样廉洁自持的政治领袖，对人民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一点点慰藉了。
然而对一般的政治人物来说，又是什么样的一幕景象呢？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蒋家这样的“寒酸”待客方法？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在心了。
吃剩菜的日子
许多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一提到“总统”官邸大概总会把它想成是豪门巨宅、庭院深深。在我还没有去“七海”之前，我也以为“七海”是个深不见底的侯门，可是，百闻不如一见，才发现蒋经国还是不改过去的节俭作风。而能够让他维持节俭家风的，当然是一群在这个小型宅邸奉献终生，从不要求回报的可敬长者。
和士林官邸相较，七海官邸简直就是一个平民化的官舍。它的特色是：士林官邸中有的，它几乎都没有。
以面积来说，“七海”的占地大概是士林的十分之一，建筑面积更是不成比例，它位于台北大直，也就是“海军总部”和“忠烈祠”的中间，群山环绕，林木蓊郁，令人有一种远离尘嚣、遗世而独立的苍茫之感。
因为正如前面叙述的，“七海”原先是为美国太平洋司令史邓普上将建筑的一处度假别墅，所以，在建筑的生活功能上，并不是很适合家居，这处原先被称为七海新村的官邸，在蒋经国搬进去之后，曾经略事整建和扩大，但基本的形式仍旧未变，大致上仍然维持原有的“L”形建筑格式。
在人力配置上，“七海”和士林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了内务科的编制。一个官邸没有内务科的人员编制，偌大的官邸和无比繁复的工作要如何做好，这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蒋经国不在“七海”设置内务科的主因，是因为他认为老夫人宋美龄还在，把内务科留给她用。蒋经国自己的官邸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从不在士林调用人力或物力，而由其他单位支援。
蒋经国的观点还是在节省开支，并且也不希望予人有种招摇的感觉。
当然，尽管“七海”在表面上，好像资源不及士林来得源源不绝，可是，它毕竟还是“总统”官邸，在节骨眼上，只要蒋经国觉得有必要，士林的资源也可以拿来弹性运用的。就像士林车队和汽车修护单位，就有义务为“七海”的公务车辆修理保养。因而，“七海”没有必要再设置一个独立的汽车修护部门，浪费人力和物力。
而令外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七海官邸，蒋方良和总管阿宝姊的共同默契是，每天菜钱绝对控制在新台币1000元的范围内，如果有超出预算的情况，蒋方良必定要亲自查账。
七海官邸的建筑本身不但已经早有陈旧的迹象，内部的一些装潢，都还是保留原来蒋经国刚刚搬来时的原样，毫无更新的地方；在我们下人吃饭的餐厅，还放着一台大同公司第一代的老冰箱，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可是官邸还是舍不得丢弃；厨房的厨具，从蒋经国一家搬进去二十几年，从来不曾更新什么设备，从这点点滴滴，可以看出“七海”的节俭传统。
在士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