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使增产节约成为社会风气，成为经常的制度。
第二，关于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劳动和人民生活的问题。经济方面主要是解决建设和生活的关系，解决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同时还要解决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筹等。问题的中心在于如何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物力和善于利用有限的积累，实现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保证六亿人民有吃有穿，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关键在于发展农业。工业建设的安排、重工业内部的关系应当有所调整，同农业、轻工业直接有关的重工业应当发展得快些，原材料工业应当比加工工业发展得快些，机械工业应当适当发展我国缺少的和薄弱的制造部门。
第三，关于计划工作问题。长期计划应当充分可靠，年度计划应当积极可靠，两者都应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潜在力量，注意瞻前顾后。这样，才能既可防止冒进，也可防止保守。上述方针遵循了八大通过的《建议》和周恩来在八大所作报告的精神，是对建议和报告的落实和具体化，同时又根据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以后一年多来的实践，补充和细化了建议和报告提出的基本思想。当时，李富春估计二五计划的控制数字要到年春天才能定案。在会前计委党组向中央提供的意见中，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生产的增长指数，较八大建议有所压缩，但大部分主要产品的绝对数有所增加。这是因为，八大建议第二个五年工业总产值增加一倍，是按原五年计划中1957年指标（包括手工业为亿元）定下的，1962年应达13066忆元；这时以1957年预计的740亿元为基数，以原定的每年增长13％计算，1962年达到1360亿元左右，超过了八大建议的要求；如速度为12％，也可达到1300亿元左右。主要产品产量同八大建议比较，大致分三类：比八大指标有所提高的如化肥、电、煤、冶金设备、探矿设备和化工设备等；接近或达到八大指标的如钢、铅、水泥、原木、船、糖等；比八大指标降低的如石油、机床、棉纱等。
当时估计二五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达不到八大建议增长35％的指标，初步计算增长25％－30％左右，比第一个五年25％的速度略高。因此计划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比八大建议数字有所下降，更低于各省市提议数字10％左右。
国家计委的这些意见，是遵循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提出的。今日看来，1957年计划的数字与1965年的实际完成数仍超出许多，但与此后对二五计划的修订数字比较，则接近于实际。
就在二五计划紧张有序地编制的过程中，1957年秋冬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改变了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按照八大一次会议精神进行的二五计划编制工作，也就逐渐难以沿着原有的轨道去做了。
·3。三面红旗与二五计划草案的修订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方针，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过程中进一步开展了党内外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其后果与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反冒进的批判一起，影响了一五经验教训的正确汲取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科学探索；为1958年出现的破坏力极大的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提供了思想认识与工作作风的背景；也使得二五计划的制定失去了全面完成的可能。致使二五计划最终未正式颁布。
一、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变化…对反冒进的批评
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郑重表示：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酌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他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他主张恢复这三个东西。他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由于反冒进，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毛泽东并且提出了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钢产量达到万吨的口号。
但是，毛泽东关于1957年的经济与农业的形势分析是不准确的。
1957年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财政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归还了1956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元，工业则比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但毛泽东却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远不如上年（1956年为31％），农业没有达到计划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1956年的反冒进在政治上给群众泼了凉水，为右派猖狂进攻提供了口实，在经济上造成了发展的低潮。于是，在1957年9至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随后，在1957年11月至12月间陆续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代表大会上，以四大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为发动大跃进开路。1958年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9省2市书记会议），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4月汉口会议，总结经验，统一对大跃进的认识。在这些会议上，对反冒进和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的批判逐步升级。特别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他提出：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并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如此上纲与高压，党内对跃进－－冒进持异议的领导都做了检讨。
实际上，1957年农业发展情况也是良好的。从粮食产量来看，1956年粮食总产量为38549亿斤，1957年粮食总产量为39009亿斤，比上年增产粮食50亿斤，1957年的粮食产量不仅高于1956年，而且高于1959－1965年历年产量（除1958年为昙花一现的4000忆斤以外）。就农业总产值来看，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56年农业总产值为5084亿元，1957年为5367亿元，1957年比1956年增长55。7％：1958年农业总产值为5500亿元，1958年比1957年增长24。8％。1957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比大跃进的1958年要高一倍以上。
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和结论，在反右派运动的声浪中，八届三中全会上没有不同意见。此前，在6月26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已经放弃了反冒进的主张。
八届三中全会基本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纲要要求，从1956年到1967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黄河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以南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
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滑向跃进的同时，这次会议还基本上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11月8日，这三个文件经国务皖通过。三个文件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和财务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其中规定：（1）分别不同情况下放一部分工业和商业企业，改由省、市、自治区管理；（2）扩大省市在物资分配方面的权限，对当地的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和地方商业机构分配到的物资，在保证各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有权进行数量、品种和使用时间方面的调剂；（3）下放地方管理的中央工业企业和中央各商业部门的企业（粮食、外贸的外销部分除外），其全部利润的20％归地方所得，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商业价格实行分级管理，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次要市场与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省、市、自治区自定；（5）实行外汇分成；（6）企业的管理权限也适当扩大。国家给工业企业只下达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四个指令性指标。企业与国家实行利润分成。国家给商业企业只下达收购额、销售额、职工总数、利润四个指标，同时允许地方在执行商业收购计划和销售计划时有总额5％上下的机动幅度。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于9月24日提出经济体制改进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他预见到了行政分权后可能带来的新问题，特别提出：（1）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体制改变以后，地方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给地方以后，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耍加强综合。分权以后，平衡工作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大大加强。各地基本建设项目必须经过全国计划机关的审核平衡。（2）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放方向，地方大部分的钱，应该投向与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例如化肥工业、兴修水利、可垦荒地的开垦等。（3）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后各地方和各企业，都有机动的财力，比较好办事；但如果管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