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第51部分

（二）调整经济管理体制，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196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在克服困难中加强中央的有效领导，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作为中央派驻各地的代表机构。1961年1月，申央规定，在二三年内，经济管理大权应更多地集中在中央和中央局。中央还决定，从1961年1月起，所有生产、基建、物资、劳动、收购、财务工作都要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账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货币发行权归中央，财政要集中，不许有赤字预算。同时，必须加强财政管理，改进基本建设拨款监督工作和税收管理工作，划清国家财政收支和人民公社财务收支的界限。全国企业利润收入的比例从13。2％降至69％，并规定此项资金不得用于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这种集中统一管理，有利于把全国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方面。

（三）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为调整城乡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平抑市场物价，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投入，国家决定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1961年5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万人，城市人口增至13亿，工业摊子铺得太大，这是不恰当的，应该下决心精简，动员一部分职工还乡，会议接受了这个意见。经过努力，当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万人左右，职工人数从1960年的5044万人减少了万人。这一措施的实现，等于减少为城镇提供三四十亿斤粮食和二三百万吨生活用煤，减少蔬菜供应15亿斤，少支出工资20多亿元。

（四）压缩货币流通量，稳定和调剂市场，缓和市场供应的紧张局面。主要措施有：（11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力争减轻市场高品供应的压力。1960年，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5亿元，1961年又将社会集团购买力从上年的753亿元压缩到492亿元。（2）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对占职工生活支出总额50％－60％的粮食、棉布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平价定量供应；为调剂人民需要，回笼货币，增加财政收入，对部分消费品有计划地实行高价政策。1961年初，全国100多个城市开始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以后推广到全国各城市。3月，又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开设高价饭馆，后来又陆续决定以高价出售一部分自行车、钟、表、酒、茶叶、针织品等。

1961年和1962年，总计销售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这些做法既适应了人民需要，又回笼了货币。（3）积极恢复和发展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国家既保证燃料、动力、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又组织力量努力生产与试制化学纤维、塑料、玻璃纤维等新型工业原料，以补充农业原料的不足；还增加了黑铁皮、冷拉钢材、镀锌薄板、小口径无缝钢管等短缺品种的生产，以供应国内轻工业品的发展需要，从而使市场供应紧缺局面得到缓解。（4）增加流通渠道，改进商业工作。1961年5月，中央拟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规定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是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在商品流通中，要求坚持等价交换原则，对农副产品的收购要大力推广合同制度。

这一阶段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支援农业和缓解市场供应方面有所转变。农业生产开始改变前两年大幅度下降的局面，1961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6％：

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由1960年的748亿元减少到269亿元。

·2。全面调整中的计划

工作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对高指标不愿退到同意退，从勉强退到自觉退，并在退够的基础上发展的过程。

1960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年并没有执行。如前所述，就在1960年12月中央仍然发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认为，能不能完成当年180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动员全体职工，战胜一切困难，为保证这项任务完成而斗争。1961年，由于高级干部中对形势认识不一致，有些同志害怕反右倾，害怕被说成是对三面红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尽管那时已认识到不调整无论如何是不行了，但仍然不敢大胆调整，所以，这一年调整不够，耽误了一些时间。1961年下半年至1962年初，进一步统一了广大干部对调整工作的认识，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一、进一步统一对调整工作的认识

（一）决定对工业和基本建设进行重大调整

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计划，由于指标仍然过高，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更加严重。到71961年78月间，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趋势，尤其是煤炭大幅度滑坡，日产量只有44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30％，大批企业由于动力供应不足停产。面对这种局面，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年计划安排的会议上，批评了调整不力的状况。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去年钢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指标定高了，大家为完成指标而奋斗，对贯彻八字方针，填平补齐的劲头就小了。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调整什么、巩固什么、充实什么、提高什么洛部、各地区、各行业都要搞清楚，具体安排，不要再拉长战线了。现在的提法应当是：保农、保轻、兼顾国防。旗帜鲜明地推动了全面调整。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工业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了，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进行调整，主动放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到这时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以最大的决心把工业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降到可靠的水平上来。

9月2日，毛泽东主持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他将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在这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在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打乱了生产关系，违背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工业方面，主要是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长，生产任务重，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做得不好，生产组织工作也做得不够。其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纠正。第二阶段是从庐山会议后期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一时期，头脑又热起来了，茌工农业上来了几个大办，在商业上搞大购大销，带来更大的五风。再加上两年大面积的灾荒，使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工业方面，1960年又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1840万吨钢的高指标，并提出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建设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完成384亿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得多）。下半年，为着争一口气，在财力和物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力量保钢。因此，各方面绷得很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实际工作的毛病主要出在这个时候。第三阶段是从1960年北戴河会议至今，农村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特别是十二条、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农村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在工业方面，八字方针并未具体化，年初仍然定了一个以钢为纲的过高指标。明知非退不可，但又不甘心退，弄得东凑西补，一再努力而生产仍然上不去。这个时期，粮食、副食品和其他消费品供应困难的情况更突出了。

李富春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改进计划工作的任务。五条经验教训为：第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第二，工业的发展，首先要保证当年的正常生产，然后茌可能的条件下来安排基本建设，安排扩大再生产；第三，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所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讲究经济效果；第四，工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第五，必须改进计划工作。毛泽东表示赞同李富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9月2日。

春关于从盲目到自觉的看法，他说：老祖宗恩格斯说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一个飞跃。什么叫自由？历来搞不清楚。后来才搞清楚：认识了必然才叫自由。现在，富春同志的报告里头不是说吗？开始认识这个必然性了，因此，我们有希望。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尖锐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半瘫痪状态，八字方针提出一年多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做工作，但是效果见得不多，就是因为到处都在调查，到处都在搞八字方针，还是情况不明，还是方法没有找对，所以见效迟，见效慢。现在我们大家考虑一下，第一步把煤搞上去，抓这个重点，带动其他。因为工业、民用各方面都要用它。要以市场为中心搞轻工业和手工业。重工业也要生产非农业产品为原料的产品支援农业，生产广大人民需要的日用商品。基本建设要首先服从填平补齐的方针。企业管理要一个厂一个厂地抓，从建立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搞起。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更多地强调集中统一，事情办错了，要错的明白，现在错的不清楚，究竟是谁搞错了？现在情况不清，为什么？一种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怕反映了挨整；还有一种是讲假话。总结经验教训，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