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国营农牧场成本计划和主要农牧产品单位成本计划，此外还有运输成本计划、商品流通费计划和建筑安装工程成本计划。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编报成本和流通费计划时，必须同时报送简要的说明书和有关的主要经济指标。在综合所属企业成本和流通费降低率时，电力、煤炭、森工、交通、商业和建筑工程部门按部门法计算，其他工业部门和农业按工厂法计算。有条件的部门可以在成本计划中，加上一项每万元商品产值负担成本额，作为孝核指标之一。报送程序采取两上两下的办法。与国民经济计划同时上报，确实因客观原因不能同时上报的，最迟不得超过10天。通知还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成本和流通费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并加强统计工作。以保证计划的实现。这些规定使成本计划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
·3。经济调整的继续与完成
一、确定二五、三五计划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
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结束时间为1962年，正值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之时。到1962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八大提出的《建议》相比，除原煤、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未达到计划指标，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与一五计划时期相比，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87。7％，而1962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仅增长19。9％：
国民收入下降14。5％，投入大量资金，经济建设只得到微小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为了使刚刚全面开展的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在二五和三五计划之间设置一个过渡阶段。
1962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会上着重讲了制定计划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和克服目前困难两个问题。针对宁左勿右的思想，他针对大跃进以来计划指标的教训风趣而深刻地说i财经小组搞了个1962隼调整计划。看来，可能还有一些指标完不成。1958年以后，我们每年都调整计划，而且每一次都是往低里调，都是年初计划高，年末调低。只有1960年调高一次，从1800万吨钢调到2000万吨钢，结果没有完成。这一次又是调整指标，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同志们，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天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他说：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
在全国人民克服严重困难、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时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继续北戴河会议的讨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发生这种转变，同国内外形势变化有关。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两个中国、半中国？台湾独立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同年，我国的一些边境地区局势也很不平静。在中苏边境，4月中旬，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同年夏天，中印边境更不平静。印度方面除了继续允许达赖集团在那里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以外，在中印边界采取前进政策，向中方领土推进，仅1962年上半年印方就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建立了约24个新哨所。10月20日凌晨，鉴于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发动全面、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还击。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能不有所准备。按过去的经验，对应这种形势，首先就是要提高警惕，要有一根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国内经济形势，虽然经过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进一步调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有所扭转，但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严重经济困难面前，这些分歧暂时潜伏下来。形势逐步好转后，加之中苏两党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我国间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分歧便逐步发展起来。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联系批评赫鲁晓夫的观点，讨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把调整工作过程中领导层内产生的一些认识上的分歧，看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的意见，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表现。尤其是他把七千人大会以后西楼会议和5月会议对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重这个实事求是的估计称为黑暗风。把包产到户的主张和邓子恢等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称为单干风。对彭德怀写信申诉和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称为翻案风。毛泽东反复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因此，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毛泽东这些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他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了。
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一封8万余字的长篇申诉信。彭德怀在信中叙述自己的历史和参加革命的经历，郑重地向党申明自己没有组织反党集团，也无篡党野心，更没有什么里通外国的活动。
8月22日，他再次向党中央写信，要求党中央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
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中心组会上插话，批评分散主义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
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有的经济部门很明显是指国家计委。八届十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李富春作了带检讨性的发言。他说：过去几年，特别是1959年和1960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深刻体会主席的思想，就是说，没有认真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做好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工作。
情况表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寻找事物发展的动力方面，中央领导有不同见解。毛泽东找到的是阶级矛盾。但周恩来所主持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以它无可争议的重要性仍然占据着全党工作的中心位置。毛泽东汲取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也部分接受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会议上明确表态：一个工作，一个阶级斗争，我们绝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不要把工作丢了，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1962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调整工作是庄倒一切的。这就使得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尤其是周恩来仍可以安下心来从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工作仍能按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能够进一步得到推进。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10月15日至11月1日，国家计委会同农业、工交、国防、财贸、文教、科学六个方面的部委领导做进一步研究，提出1963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并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委分别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如何估计经济形势，这是编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提。对经济形势好转的程度估计夸大或者估计不足，都不利于合理、全面、实事求是地制定计划。
在1962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李富春对经济形势作了客观而又辩证的分析。他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有了显着的好转，看不到这个好转，看不到调整的成绩，看不到已经从被动转向主动，看不到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作用，看不到光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或者认为没有问题了，可以把八字方针放在次要地位了……也是错误的，是要吃亏的。他告诫说：经济形势的好转，是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来辛勤努力所取得的，如果不继续小心谨慎地做细致的工作，就不能巩固。全国计划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者对形势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认为1962年总的形势正在全面好转，但还只是开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年的水平，基本原料、材料工业特别是木材、煤炭、有色金属、特殊钢材等还是薄弱环节，国防工业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此，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争取更大的好转、更好的发展，就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在鼓足干劲的同时，步子走得要稳，工作做得要细。有了这样的共识，在安排1963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大家的思想比较冷静了。会议初期，基本建设投资方案为80亿元，各地方、各部门还嫌不够，又追加到亿元。经过讨论，大家认为85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同意搞两个方案，第一步先按照70至75亿元的投资来安排项目，第二步到夏收之后看情况再考虑是否再调整。会议初期，各地方提出的1963年职工人数，不是减人，而是要增加30万人左右。按照中央定下的两年减少职工1056至1072万人的任务，1963年需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