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 第69部分

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三五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后，李富春毫无思想准备，表示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一个大国的五年计划，搞了三年之久，又突然发生指导思想根本转变，推翻重来，谈何容易！会后，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三五计划规模。程子华、王光伟到成都、西昌、贵阳，安志文赴上海、福建，杨英杰上辽宁、吉林，柴树藩往宁夏、甘肃，范慕韩去陕西、四川、贵州、云南。

毛泽东仍然心急如焚。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潭富春回答，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他批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不当，工作不力，要求立即把三线建设好，把大工厂和科研机关搬进去有人利用了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不满情绪。1964年8月，李富春派人将正在北戴河召开的年度计划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20日下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找来国家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谈话。他提出了一些关于计划方法的建议，严厉地指责了国家计委的工作：

十多年来，我们在一线、二线，建设了许多新企业，花钱不少，可是技术还是老的。

关于一、二，三线的关系。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毛主席在19571958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得过且过的作风。

苏联十几年来在中国的影响，造成了一种迷信，我们还没有大胆地去批判它，破除它。我们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技术上绕圈子。还有，苏联在工业上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给我们的害处很多。特别是那些帮助修正主义生长的管理制度，更要不得。可是，直到现在，苏联那一套还在束缚着许多人的手脚。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打开我们自己的多快好省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道路。不破不立。批判苏联那一套，建立我们自己的新一套，条件已经成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要有积极的措施，要有具体的办法。陈伯达从1962年起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他指责计委工作十几年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帮助修正主义生长，是无限上纲。其原因，也许正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我虽然是计委副主任，但计委的事都不和我商量。他一方面要杨波把意见转告李富春，一方面又把谈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陈伯达的说法不仅迎合了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批评，而且掣动了他内心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心思。8月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陈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27日，毛泽东把陈的那份谈话记录批给邓小平说：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要求在会上印发，并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他还令人震惊地写道：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8月底，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国家计委说：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一两天后，毛泽东在与李富春、薄一波谈话时又说：现在搞不搞三线，就像大革命失败后愿不愿意下农衬的问题，愿不愿意革命的问题。9月初，李富春连续三次写信给毛泽东，检查自己的问题。13日，他向毛泽东汇报经济和计划工作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汇报提纲的第七条，建议中央成立国民经济工作统帅部，由毛主席和刘少奇挂帅，以利于中央决策后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在此之前，国民经济计划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提出设想，李富春组织国家计委具体拟定，再由中央书记处向刘少奇主持的常委会汇报，代表中央批准。由此时起，计划工作就由大跃进后不再具体处理经济事务的毛泽东来直接抓了。第八条是：彻底改革计划工作，克服从苏联框框出发的错误。

计委要认真搞调查研究，提出重要的、带有方针政策性的、远见性的意见，起到中央的经济工作参谋部的作用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戴河举行，着重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承认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10条意见，主要有：（1）必须彻底改革我国的计划工作，明年首先要把战略布局和组织生产高潮的任务贯彻到计划中去，并且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发展打下基础。（2）拥护中央成立由两位主席挂帅的国民经济统帅部，实现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使国家计委真正成为中央领导下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总参谋部。（3）充分发挥各大区计委的作用，加强各地方、部门的计划机构。（4）根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统一领导，分散管理的原则，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其他6条是：改革财政管理制度；简化设计任务书的内容和审批；取消基本建设甲方乙方制度，统一领导；主要物资按计划分配，其他随时调拨；改进工资、劳动力的管理制度，中央只控制总额和年底数字；简化计划程序和表格。

这些变化，让人感觉到似乎又在恢复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氛围。－－要掀起一个基本建设热潮，并且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来抓；大胆创新，废除甲方乙方等严格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下放权力，取消对物资、工资、劳动力等的集中控制。所谓加强国家计委，并不是要加强其权力，而是要加强对其的控制，使其真正成为中央领导下的总参谋部。

10月下旬，李富春和薄一波，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南地区，考察和制定三五计划的总体规划。回到北京，11月26日，李富春向中央常委汇报。毛洚东又严厉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说：计经委搞了15年，没有办事章程，计委的职责是什么？经委的职责是什么？办什么事，不办什么事？上下左右的关系怎样？还说：我看计委有50人就够了，计委怎样改组，要研究一下。要改，抓大事情，不改，就真要解散了李富春组织国家计委领导干部讨论学习毛泽东指示后，12月1日向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汇报了他准备改进计划工作方法、编制长期计划的一些想法。刘、周、邓没有直接批评计委，只说：国民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包括国防在内，要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不统不行，要统就得有责任、有权力。不管统帅部怎样建立，总得有办事机构，就是经济内阁，要全管。经济工作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先是中财委，后是五个口，都没有全管起来。五年计划、十年规划、大中小三线的建设，要抓大的战略问题。计委要进行斗争，经过不断斗争，计划才能搞好。组织领导，一切集中到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是执行机构。

李富春拟定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提交中央讨论。12月12日，毛泽东做出批示：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

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从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意见甚大，另立机构已经不可避免。

就在这个月初，陈伯达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再次反映说，国家计委前一段搞机关革命化声势不小，但效果不大，三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他们完不成任务，计委机构应该改组。这更坚定了毛泽东的决心。12月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谈工业革命化的来信上再次批示：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12月26…27日，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人邀请各中央局负责人一起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问题，主要是：（1）计划工作革命，除各级计委要轮换一些人外，最主要的是要总结经验，改进思想作风，发挥人的积极性，挖掘工农业生产的潜力。（2）必须改革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李富春对过去计委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

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陈伯达发言时严厉插话说：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也袭了！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勒亍来他在小范围点明：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直到1972年8月3日，被流放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还不得不检查自己文化大革命前错误说，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汇报，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1965年1月6日，李富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再次写出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的报告。报告明确写道：1。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