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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道，大丈夫能伸能曲，好汉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也没有必要制那个气。既然这里的问题你不便于解决，换个人来解决也是好事。而且，有的时候，正可以以祸得福。如果不是这样，调地区或许是很困难的。虽说黄县长已经过了五十，但还有八九年的干头。要是能安排个合适的职务，还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到时候，我还可以调去，继续在黄县长手下工作，也算有了一个发挥作用的环境。”
黄福瑞递给强毅一支烟。强毅打着打火机，先给县长点着。
又传来敲门声，强毅立刻站起来告辞。
来的是龚泰民。他和强毅在院子里相遇后，彼此点点头，一个匆匆离去，一个进了黄福瑞的屋子。
龚泰民是八五年机电学院的毕业生，年仅三十五岁，知识渊博，思想解放，敢说敢干，是个难得的人才。黄福瑞在工厂里发现后，把他调到政府办公室，任命为副主任，正准备推荐到计经委挑更重的担子，有人向上写信揭发，说他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经常在下面出言不逊，贬损地区。省，甚至中央的领导。于是一个批示下来，要县里立即将他调出党政机关。黄福瑞哪里顶得住，好说歹说算是保住了他的待遇，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去当了一个没有什么活可干的副主任。龚泰民为此写过好多上诉材料，要求澄清事实，平反冤案。但无论他怎么申诉，全没有人来理他，弄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他敬佩黄福瑞的清正廉洁，也感激黄福瑞对他的器重和保护。他是外地人，平时尽管很想找黄福瑞诉诉心中的不偷快，但为了不给县长惹麻烦，他很少到黄的办公室。到家里今天是头一回。
“是小龚，快坐下。”黄福瑞见是龚泰民，显出热情，给他让座。
龚泰民坐到黄福瑞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看了看这位县长，快人快语地说：“黄县长，我觉得今天下午的大会开得很好，让人有回肠荡气之感，不知你感觉如何？”
黄福瑞面对他看重的这个年轻人，既不能说假话随声附合，又不能把自己复杂的心理说出来，保持沉默吧，龚泰民设下那个问号以后，直直地看着他，非逼他表态不行，没有办法，只好模棱两可地说：“会开得怎么样，各人都有各人的感受，那还用说吗。”
龚泰民对黄福瑞回避问题的回答，很觉得憋气。但在他尊敬的老领导面前，不好继续追问。不过，他已听出来，黄县长还存着疑义，因此，干脆把自己完整的想法说了出来：
“黄县长，不管你怎么想，我认为，栗书记今天下午所采取的举动，是正确的举动，聪明的举动，是解决太城县问题的一个开端。从采取这个举动，可以看出，栗宝山是一个有魄力，有心计，有水平的人。有了这样的书记，你这县长不是好办了吗？你应当充分地相信书记，把你所了解的情况无保留地告诉给书记，跟书记团结起来，端掉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恶人。”
黄福瑞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他觉得龚泰民还是太年轻了，看问题很简单，不像强毅那样成熟和深沉。可他的勇气令他敬佩。他想，他要跟他换个位，龚泰民或许不会像他现在这样窝囊。在他的记忆里，龚泰民还是第一次把问题挑得这样明白。他有点为他担心，不得不警示他说：
“小龚，我不能不提醒你，今后在外面说话可不能这样无所顾忌。你要明白，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一句话说得不合适，可能要你付出一生的代价，你懂吗？”
龚泰民笑一笑说：“我当然懂。我在你面前说的一些话，离开你，我肯定不对任何人讲。问题是，我觉得你不应当那样怕。既然处在矛盾的一个方面，既然矛盾要解决，总不能不交锋。何况真理又在你的这一边，有什么可害怕呢？容我直言，正因为你害怕，你软，他们才无所顾忌，才那么硬。
如果你还抓不住这一次的大好机会，还在那里观望，搞调和，或者谋划着一走了之，都是大错特错的。”
黄福瑞用有些愠怒有些惊讶的眼光看着龚泰民。龚泰民忽然觉察到自己的语言过头了。他赶快站起来说：
“对不起，我的话可能惹你生气了。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希望你能很好考虑考虑。今后如果哪里有用得着我的，请黄县长打个电话，我保证随叫随到。不烦你了，我走了。”龚泰民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黄福瑞望着龚泰民关上的门，沉思良久。
七、解放
这天晚上，周满丰的家里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欢乐。
下午的大会一散场，周满丰就蹬上车子急急往家里赶。
他想回到家里大哭一场，大笑一场，和银俊雅一起好好庆贺庆贺今天这个难忘的日子。自从银俊雅回到太城，无名的黑烟就笼罩到他们的头上，弄得他苦闷难堪，家庭里几次出现危机。他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乌云散去，红日当空，天地作证他的爱妻清白无瑕，从而洗除他的耻辱，使他和俊雅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一心一意地工作，美美满满地生活。想不到这梦想竟在今天实现了。
银俊雅比周满丰的感触更强烈。因为她受到的一些侮辱是不曾向丈夫说过的。回想过去的这些年，她觉得简直像是做了一场恶梦。
他们两个人的婚姻，本来是很幸福的。在部队上，彼此一见钟情。周满丰跟银俊雅一样，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是在上财贸中专的时候，应征人伍的。人伍时间比银俊雅早两年。因为有一副好歌喉，被选到文艺宜传队。而且，长得也帅。银俊雅一入伍，就跟他认识了。好像是前世修定的姻缘，两个人一见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互倾慕，情苗萌发。时间不长，就定下了终身大事。到了转业的时候，他想回老家太城，她割弃与父母团聚的愿望，毅然地跟他来了。当时，他们怀着极其美好的憧憬。然而，一回到太城，他们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妙。
开始，来家里看他们的人很多，他们因此很高兴，真以为会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很好。岂不知，多数人是为看银俊雅才来的。在他们热情关心的背后，常有嫉妒、淫念，不怀好意的目光在银俊雅的身上扫来扫去。这些人成为他们倒霉的社会基因。当然，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那些当权的人。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迟迟安排不了工作。周满丰多次去找兼着军转办主任的人事劳动局局长秦会林，秦总是说到处都不缺人，眼下安排有困难，要他们等一等再说。等了三个月，再去找他时，他叫周满丰和银俊雅分别到两个乡去报到。明明县里能安排，却硬是要把他们分配到乡里去，而且两个人不是在一个乡，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距好几十里，这不是存心在捉弄他们吗？周满丰当即向秦会林诉诸讲道理，说他们的要求并不高，都是合情合理的。银俊雅要求分到文化部门，以便发挥她的专长。他要求做财贸工作，因为他是从财贸学校入伍的。县里这两个部门都缺人，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分到乡里去呢？秦会林打着官腔说，乡里比县里更需要人，加强基层的力量是县委定下的用人方针，让他们到乡里去工作，是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希望他们遵守组织纪律，愉快到乡里去工作。周满丰回到家里向银俊雅一说，把银俊雅气得直哭鼻子。因为这太不正常了，太欺负人了。如果真是工作需要，他们是不怕吃苦，不怕分开的。问题是，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周满丰和银俊雅不知该怎么办。家里的父母，亲戚和朋友，全都是太城县里普普通通的人，虽然知道分配不合理，但同时也知道，如今在太城，上边有人就有理，上边无人有理也没理。所以，他们除了唉声叹气、关起门来骂娘以外，任何帮他们的办法也提不出来。
他们看看周围这些同情他们的人，心里明白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靠他们自己。他们决定去找。不是找人家讲理，而是找人家求情，因为他们知道，即是他们能讲出一千条一万条道理，都只能是小道理，大道理永远掌握在当官的手里，所谓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他们手持工作需要和组织纪律，别人讲什么理，都会显得苍白无力的。
向人求情，他们还是头一回。尤其是向握着大道理的官们求情，更让他们非常的憷头，非常的难为情。他们整整踌躇了一个礼拜，最后是周满丰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去找秦会林。秦对他非常的冷淡，连看都不肯看他。他站在那里诉说，求情，他坐在那里抽烟，喝茶，看报，好像没有他这个人存在似的。他说完了，他一言不发，继续让他在那里站着。一直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说了句训斥的话，打发他走：“有困难就不能克服了？是兴趣重要还是工作需要重要？
是你听组织的还是组织听你的？”气得他跑回家里一天没吃饭。
生气归生气，想办的事没有办成还是继续努力。过了几天，他又去找，又去求情。情况跟第一次差不多。一连跑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有人出主意让他们送点礼。周满丰买了点东西，像做贼似地，乘一天晚上天黑，偷偷摸摸到了秦家。秦家人看看他手上拿的那点东西，连句让座的话也不说。秦会林在客厅里坐着看电视。他把东西放在地上，就说早已准备好了的求情话。秦不但不答应，还严肃地批评他的送礼行为，就好像他是多么廉洁的干部似的。最后把东西塞在他的怀里，把他推出了门。并且告诉他，以后有事到办公室，不准再到家里来。至此，周满丰不愿再去求了。
可是，银俊雅还是不甘心。她鼓励周满丰再去找，周满丰坚决不去。为了再争取一下，银俊雅提出和周满丰一起去。周满丰推不过去，只好垂头丧气地陪同前往。这一回，情况有所改变。秦会林不但让他们坐下，还用理解的眼光看了他们几眼。那眼光尤其在银俊雅的身上停留的时间很长。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