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事变爆发时，他们的主帅、29军军长宋哲无却不在部队中，
不在平津，而是在其老家山东乐陵省亲休息。
宋哲元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却是被日本人逼走的。
早在1935年，华北日军便阴谋利用宋哲元，煽动实行华北自
治，使冀鲁晋察绥5境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一个表面上主权仍
属中国，实际由日伪自治的特殊地区。而闹起华北自治的，又是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像个幽灵般在中国四处捣乱的特务头子
土肥原贤二。
早在1935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曾致电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
派一要员赴庐山汇报华北形势。宋哲元接电后，指派29军的第二
号人物、副军长秦德纯秘密南下赴庐山，一方面报告华北形势，同
时向中央面请机宜。
庐山上，蒋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时，也没忽视中国的最
大劲敌日本人。听完秦德纯的汇报后，蒋介石诡秘地对他指示道：
“日本乃实行侵略政策之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华北。但我国统
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因此拟
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宋哲元字）军长负责。务须忍辱
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
持的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愈大。只要在不妨碍国家领土主
权完整之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告宋
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
秦德纯满腹狐疑地下了庐山。蒋介石的这番指承，他没敢做
记录，但他已熟记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面见蒋介石的前前后后
向宋哲元做了报告。
这一天起，宋哲元便开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挣
扎。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军人，他和他的29军官兵
从感情上是爱国仇日的，长城抗战，便使他这种感情淋漓尽致地
展现出来。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与日军“和平相处”，表面亲
善，显然这里面有公的、私的两方面内容。
从官面上说，1937年前，蒋介石先是忙于“剿共”，后又忙于
进行抗战准备，迫切需要时间，需要有人先与日本人虚意周旋、稳
住日军，因而指示他凡遇日军挑衅，多退让，不轻言抵抗。在很
多方面可以说是因为中央的这个指示，使日军在华北得寸进尺，日
益嚣张。但从私的角度说，来哲元心里还有本小账。
来哲元是西北军旧部，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几次倒蒋，与
蒋介石“拔刀相见”，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蒋介石的政治伎
俩，当时的高层军官都清楚，冯玉样倒蒋，蒋介石绝不会杀冯玉
样本人，那样做目标太大。但冯玉样的旧部，作为冯玉祥倒蒋的
资本，却跑不了。蒋介石为一件事会记上10年，只要时机一到，
是定要收拾这些非蒋嫡系不可。1935年6月，蒋介石找了个借口
兔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就再次给宋哲元上了活生生
的一课。难堪和怨忿中，来哲元开始与日军接触，想挟日人以自
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
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中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
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
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
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中国政府与
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
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
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
弟弟劝其像蒋介石、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
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
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
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3年时
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
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
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
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
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2）
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
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
给砸了。
进入1937年，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
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来了他的同乡加副手，29军
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疲惫而无奈地说道：“绍文兄，近日的
麻烦你都看见了。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
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
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
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听到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并未最后定下走的决
心，便急忙开口相劝道：“明轩兄，此事绝非个人荣辱苦乐问题，
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
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满口的话似乎在为宋哲元着想。宋哲元听罢，没再吭
声，也没再提回家为父亲修墓的事了。
但进入5月，日军以“经济提携”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
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一天，他叫
来了秦德纯，嘱咐道：“绍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别再
劝我了。我走后你一定要记住，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
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亦不要谢绝。”
秦德纯无奈地接过了宋哲元递过来的担子，心里叹道：“不接
受、不谢绝，这前后矛盾的事可如何去做？！”
但宋哲元的离去，并没能最后解决华北的矛盾冲突。卢沟桥
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7月11日夜，宋哲元在告假2个月后，终于由原籍乐陵又秘
密地返回了天津。返回华北后，宋哲元立即召集29军高级将领召
开了军政会议。
但这次会议宋哲元犯了关键性的大错，从而导致了日后平津、
乃至华北战争的惨败。当时，鉴于日军华北兵力有限，不少将领
主张乘胜攻击日军，在日军援兵开至前结束战斗，形成既定局面，
既有利于日后的谈判，又能压住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不敢在华
北扩大战事。为此，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甚至已拟好了进攻作战
方案。29军大多数旅、团长也都主张向日军发起攻击。
但宋哲元这时却陷入了徘徊犹豫之中。7月8日、9日，蒋介
石自庐山连发两电，指示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
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
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
权为原则。”对蒋介石这两电，宋哲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
几年来，每遇中日冲突，蒋介石总是以中央的命义令地方将
领妥善处理，不可扩大事态，今天对29军为何一反常态？在卢沟
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
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
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
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在他极不愿面对失去华北统治、
与日本人全面摊牌之际，日军的缓兵之计便轻松地控制了他的思
想。
军政会议上，宋哲元决定接受日军提出的苛刻条件，设法使
这次爆发的军事对抗降为一般地方事件来处理，以渡过眼前的难
关。他责成手下38师师长张自忠转告骁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
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
切指导。”
12日，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发表谈话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
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
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
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
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
可平安，能乎即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任者以东亚大局为
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
人所能意料也。”
宋哲元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内心里，他还是希望能在华北
为王。发表谈话后，宋哲元即向全军下达了命令：
（一）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
（二）解除北平戒严；
（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
（四）严禁与日军磨擦。
在做出这一系列妥协姿态后，宋哲元明白不向南京交待不行，
三心二意的中国军队（3）
遂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一方面婉
拒中央派援军，请暂缓派军北上，以免刺激日人，影响与日本驻
屯军的交涉。当吉星团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奋起抵抗后，全国人
心激奋，纷纷致电嘉勉和汇款慰问。宋哲元到天津后，为了取得
日本人的信任，于7月15日竟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对29
军的慰劳，说：“遇此类小冲突，即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
虽甚殷感，捐款则不敢受。”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29军的一位高
级将领接到吉星文团和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冯治安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