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的我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或者某些体制，这很困难，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命。
第四部分要让我骂的人尊敬我
白岩松：当你骂了一些人的时候，会不会最后形成这样一个结果，被你骂的人都会因为被你骂了觉得很受伤，很惨，但是你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你即使骂了他们，他们给你的这种反弹的力量，也会比其他人小。
陈文茜：不小，因为我跟他不接触，无所谓，其实你到社会上只要对他没什么需求。有很多财团被我骂，我看他还笑眯眯的，我觉得人到后来，他还是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你骂他的目的，这里头你跟财团之间的关系，我举例来讲，你跟一个财团的关系，你批评他，可是你不是去勒索他，他气你归气你，他内心是尊敬你，而且是怕你的，在怕里头带一点尊敬。其实最怕的就是说他怕你，可是他很看不起你，那个时候他对你的反击就会非常强。有的时候，其实我未必掌握这些财团那么多的黑资料，可是当我站在质询台上质询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他真的是作贼会心虚的，其实这个世界很少人会作贼不心虚的，有的时候我就只有露一点点资料，他就以为我拥有全部的资料，大家就打这个心理战。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像你刚刚讲它的反弹没有那么大，最后他只好找一些下三烂出来骂脏话，骂你，对我来讲并没有骂到我，那是侮辱他自己的政党跟他的政治属性。这些财团本身他看到你，他就只觉得他跟你保持距离，刚开始他很气，后来他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政治上头如果你可以让你的敌人尊敬你、怕你，大概就算是某种成功，是不是？
第四部分离开民进党像一个太太离开无望的先生
白岩松：我们应该透过文茜的嘴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现实，有很多像台湾政治的这种格局等等并不是大陆的朋友都能那么深入地了解。其实最早的一个变化来自于当时你从民进党突然退党，后来被人家开除，但是你又跳到了曾经被你骂过的国民党当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可能从我来讲，时间很长，从你来讲，时间很短。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如果从民主时代，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21年，我为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他觉得要本土化，我也同意，到后来族群我不同意，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我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就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我到后来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我就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台独”基本教育派在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所以当我离开这个党很像一个太太离开她所了解的一个无望的先生。
第四部分要让台湾的百姓一起分享中国的崛起
白岩松：但是还是有些人在说，面对政治的时候，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体现出你的良心和判断，但是好的政治人也应该想对未来怎样才能够说“yes”，你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你希望下一步怎样走？
陈文茜：我希望让台湾更多的人把在大陆发展的路线能大幅度走下去，你今天把台湾老百姓关在海峡的那一边，然后告诉他大陆的崛起，大陆很强，你越强我越穷，你越强我跟你的冲突关系就越深。第二个就是说，我讲一句话让很多大陆的人做一个参考，其实你想想大陆的农民为什么当时会支持革命，为什么？为什么老是有一群最穷苦的人他很容易被动员？包括当时俄国时代的那种农民运动。我有一次到高雄南部去，我去看了一群农民，他在台湾这么富裕的社会里头，很热的夏天，三四十度的，他脸包起来，身上统统都包着布，两人呆滞地看着前面，三四个人坐在一个很小的卡车里头，这在一个穷苦的社会里头是常见的，可是在台湾富裕的社会里头，你会惊讶地说他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吗，你问他是外劳（从外地来台的劳工———编者注）还是台湾当地的劳工，是台湾当地的、失业的，一天只有300块钱台币，等于人民币只有七十几块钱的工资，这个在台湾现在的生活水平太低太低了。
你看到这群人不用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滞的样子，旁边开的是宾士各种轿车。我请问你，他除了追求生存的尊严，他能追求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给他希望，改变他，让他觉得他不要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假的台湾意识，而让他可以很理性地看整个大局势的改变，然后抛弃掉这个地方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是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条件。所以你Say yes，这个yes不是靠说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不是的。他没有了未来，给他未来，他没有了希望，给他希望，你把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让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的方法，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质变，政治人物、少数领导者的操弄跟一时选举的胜败，就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只是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动的，而且随时爆发危险，这是我的看法。
第四部分不做政治启蒙者，愿做心理辅导师
白岩松：大陆有很多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渠道，包括很多媒体人员会注意到你在台湾不停地说话，因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其实文茜都经常会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说的这些东西谁在听，我要说哪些东西？
陈文茜：是啊，其实我尤其是2004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是废话，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改变不了很多人的成见，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所以我就会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20岁，在那之前台湾有像殷海光，或者是某一些人，你要知道所有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他很多事情从来不是很短线地去注意立即发生什么，我说的马上就能有用吗，我不知道我有用没有用，或许我种个种子，或许我就是一个最后被铺上去的没有意义的石头，但是我说了，至少表示我存在，就是存在主义，我说了表示我存在，我是把我自己很真诚的想法当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说了，我连我自己都不当一回事，我被你践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不是吗？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你每天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说的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因为大多数人是活得很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对不对，他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因为他不是执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势，他到底想的对不对，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他打开电视，他打开广播，他看文章，他听到你，他阅读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发现，我是对的，你就帮助一群人，（让他）相信他的真理，因为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体崩溃掉了。
第四部分台湾就像马戏团
白岩松：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是跟这三个“解”是有关的，要么解惑，听听大家说什么；要么解气，说得过瘾；要么解决，你觉得这三个“解”里面，哪些话是听文茜的时候最多的选项？
陈文茜：我觉得是前两个，解决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比如“三一九枪击案”，公共政策他们觉得比较可能（解决），所以台湾最近开始有很多人会希望讨论公共政策，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台独”总能解决吧，贪污总能解决吧，那些事你说说他总可以解决吧。最近大家对这个层次比较在乎，两岸问题在连战先生访问中国大陆那一次之后，许多人认为气氛变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所以他想听到两岸问题的很多现状。我自己认为说，我不是从他们想要听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会想他们该听什么，所以像我现在自己做电视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转型，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到大陆去，在香港，看那边的报纸，海峡这么短，可是那个距离好远，好像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台湾大多数的人因为他的资讯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连国际发生什么事，大多数都不太晓得，每天追逐非常综艺的，有人说台湾热衷政治，这是错的，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名模在大连摔马了，它希望（这个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名模她先生打了她一顿，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就可以被讨论八九天。
白岩松：这几天我已经感受到了。
陈文茜：有一个艺人自杀死了，他可以闹个二十几天，比宋楚瑜访问大陆来得重要，所以台湾是一个马戏团，很多人说它热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热衷综艺。我自己会想这些人该知道什么，他不能不知道大陆发展的事情，他跟大陆，对于大陆所有的资讯越隔阂，其实那个心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感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他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的偏见就会不断地重复。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应该多说一些话，多做一些节目，甚至每一个礼拜固定地把大陆当地很多地方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