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