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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思考着第三部作品，是我对自身的观察使我想起来要写的；如果我的文笔能配得上我原定的计划的话，我很有理由希望能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可能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书籍之一；我越这样想，就越感到有勇气去着手这个工作。我们都曾注意到，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往往与他们自己不甚相似，仿佛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我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而要写一部书；我有更新颖、甚至更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寻找这些变化的原因，特别注重那些操之在我的原因，以便说明我们应该怎样控制这些原因，使我们变得更好，更自信。因为，无可置辩，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抗一些已经形成的欲念是比较痛苦的，如果他能上溯到这些欲念的根源而就其始生时加以预防、改变或纠正，就不会那么痛苦了。一个受到诱惑的人，第一次抵抗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另一次就屈服了，因为他软弱了；如果他还是和前次那样坚强的话，他就不会屈服的。
当我一面探测自己，一面观察别人，来寻求这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时候，我发现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决定的。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的意识、感情、乃至行为上受到这些改变的影响。我搜集的许许多多明显的观察资料都是没有争论余地的；我觉得这些观察资料，由于它们是合乎自然科学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种外在的生活准则，这种准则随环境而加以变通，就能把我们的心灵置于或维持于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如果人懂得怎样强制生理组织去协助它所经常扰乱的精神秩序，那么，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产生出来啊！气候、季节、声音、颜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嚣、寂静、运动、静止——它们都对我们这部机器产生作用，因此也就对我们的心灵产生作用；它们都为我们提供无数的、近乎无误的方法，去把我们听其摆布的各种感情从其起源之处加以控制。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经把纲要写出来了，并且我希望，对禀性良好，真诚地爱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软弱的人们，我这个思想是准能产生效力的，我觉得用这个思想能很容易写出一部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有趣的书来。然而，这部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主义》的著作，我一直没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许多纷扰——读者不久就会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专心去写，人们将来也会知道我那份纲要的命运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与我自身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
除了上述这些外，我从若干时候以来就思考着一种教育学说，这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这样做的，因为她丈夫对儿子的教育使她为自己的儿子非常担忧。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望取得的结果。似乎应该给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在这里还是不要过早地谈这个叫人伤心的问题吧；在本书的以后各章里，我将不得不谈到它的。
所有这种种计划都为我散步时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脑筋只有跟我的双脚一齐开动。然而我也曾采取预防措施，为下雨的日子准备了一个室内工作。这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辞典的材料既凌乱，又残缺，又不成样子，使这部作品几乎有重写的必要。我带来了几部为重写而需用的书籍；前此我已经费了两个月的时间从其他书籍摘录了许多东西。这些书籍都是别人从王家图书馆借给我的，其中有几种，人家甚至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的工作，当天气不容许我外出的时候，或者抄乐谱抄厌了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编纂。这种安排对我太合适了，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别的一些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变换工作是一种真正解除疲劳的方式。
有一个时期，我相当准确地执行我订的作息时间，觉得很满意；但是当明媚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频繁地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事，起先并不怎样叫我劳神，也没有怎么在意，现在就很搅乱我的计划了。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她的朋友，热心为他们效劳；她既然为朋友不惜时间，不惜精力，那么她也就理应得到朋友们对她的关怀。直到那时为止，我尽着这个义务，并不感到是一个负担；但是最后我认识到，我是给挂上了一条锁链，只是由于友情才使我感觉不到它的份量；由于我憎恶和许多宾朋应酬，我又把这锁链的份量加重了。埃皮奈夫人就利用我的这种憎恶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表面上于我方便，实际上于她更方便，这建议就是：每逢她一人在家或者差不多是一人在家的时候，她就派人来通知我。我同意了，没有看出我是承担了什么义务。这个成约的自然结果就是，从此我不是在我方便的时候去看她，而是在她方便的时候去看她，因此我就永远没有把握能有哪天让我自由支配了。这种约束大大损害了我在此以前去探望她时所一直感到的那种乐趣。我发觉，她那么再三再四许给我的那种自由，只是以我永远不加以利用为条件的；有一两次我想试试这个自由，她立刻就派上那么多的人来打听消息，给我写了那么多的便条，为我的健康表现出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以至我看得很清楚，要想拒绝召之即去，只有借口病得不能起床了。这种约束非接受不可，因此我也就接受了，甚至对我这样一个最恨仰人鼻息的人来说，还算是相当甘心乐意地接受了的，因为我诚心诚意地依恋她，这就大大阻止了我感到那种与依恋并存的束缚。而她呢，就把那些朝拜她的常客不来时在她的消遣时间里所留下的空隙，不管好歹给填补起来。对她来说，这是没有多大意思的补充手段，但是她受不了绝对的寂寞，这究竟比绝对的寂寞还稍胜一筹。然而，自从她想尝试搞文学以来，自从她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写出点小说、信札、喜剧、小故事和这一类无谓的东西以来，她是很有事情可做，很容易把这种寂寞弥补起来的。不过使她感兴趣的还不在写这些东西，而是要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家听；因此，一逢到她接连涂写出了两三页，她就需要在这项艰巨的工作之后，至少准有两三个自愿捧场的人来听她朗读。我没有荣幸进入这种人选之列，除非是承蒙别人推荐去参加。要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总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被人看作是零；而且这种情形，不仅在埃皮奈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如此，就是在霍尔巴赫先生的社交圈子里也是如此，凡是格里姆先生定调子的地方都是如此。这种等于零的情况倒使我到处都很自在，只是单独和她面对面地相处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既不敢谈文学，因为文学摊不到我来评论，又不敢说风情，因为我太腼腆，宁死也不敢做老多情去招人家笑话；而且我在埃皮奈夫人身边从来也没有起过这个念头，即使我在她身边过一辈子，这种念头我也不会动一次的；并不是我对她那个人有什么嫌恶之情，恰恰相反，我也许太以朋友的身份爱她，因而就不能以情人的身份爱她了。我看到她，跟她谈话，便感到很高兴。她的谈吐，虽然在社交场中相当引人入胜，个别相对时便很枯燥；我的谈话也不娓娓动听，对她起不了什么助兴作用。往往因为相对无言太久了，很难为情，我便努力找话来说，这种谈话常使我感到疲乏，却并不使我厌烦。我很喜欢对她献些小殷勤，给她些兄弟般的吻，我觉得这种亲吻对她似乎也没有多大肉感意味。我们之间，如此而已。她很瘦，脸色很苍白，胸部一平如掌。单是这一个缺陷就使我凉了半截：我的心灵和我的感官是从来就不晓得把一个没有｜乳峰的女人看作一个女人的；还有不便说的别种原因，一直使我在她身边忘记她是女性。
我就这样下定决心，逆来顺受，不作任何抵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