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决议，中朝军北撤15…30公里，以赢得时间继续休整。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叫停止休整，“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继续南进，等消灭两三万美韩军后再休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专程回来紧急陈情的彭德怀，仍然要求全胜，只不过开始承认速胜不易，说第四次战役办不到就准备第五次。这样一来，第四次战役一结束，4月22日就接着打响第五次战役，直到5月21日结束。在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未能按计划再推进到三七线，还丢掉一些地盘，而且边打边撤，成为历次战役中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次，减员8。5万，被俘2万多。这是继美军仁川登陆后被俘人员次多的一次战役。只是上次是朝鲜人民军，被俘10万；这次被俘的主要是1。7万志愿军。
四、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
第五次战役后的5月下旬，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主张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这才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的我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调研报告上送到中央，并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亲来电报，指示这类报告今后不能通过信使带，而应立即用电报发回。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是说明，情况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很难打过三八线，中朝军队也赶不走美军、消灭不了韩军，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为增强中朝方面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而把战争拖下去，也得不偿失。对这一陈述以及明摆着的朝鲜战场形势，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仍然要用边打边谈的形式把战事拖下去。一直到停战谈判结束两天之后，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说，从纯军事观点看，大致再用一年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能的。
因此，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中就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完了三个议题，于1952年5月初便进入第四个议题——遣返战俘问题。纠结于究竟是按我方主张的全部遣返还是按美方坚持的志愿遣返，使谈判陷于僵局长达15个月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决定推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按自愿遣返原则最后结束谈判，从而终止了朝鲜战争。
按照国际公约，双方战俘本来应该全部遣返。毛泽东也曾认为，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早在美韩手里有13。2万中朝战俘、中朝手里有近4500名美英战俘、7000多韩国战俘时，美方曾提出有可能向中朝遣返11。6万人（这个数字比最终被遣返回来的8。25万人要高出很多）。问题是，出于所谓的“人权”考虑，美国同时表示，得对这些战俘进行“甄别”，因为其中有1。6万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甄别”。后来在谈判过程中，有一次问题已经接近解决，但最后又被毛泽东否决。1952年7月，美方同意向我方遣返8。3万名战俘。这与我方可同意接受遣返数字的底盘——“9万人上下”相去不远，因此我谈判代表团认为，这代表美方的一种让步，倾向于接受。但是这个意见被毛泽东驳回，说在敌人加紧向我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接受8。3万这个数字对我不利，还批评代表团“在政治上太天真”。8。3万这个数字也高于最后被遣返者的总人数。
毛泽东主观地认为，志愿军战俘愿意回国是没有问题的，障碍就出在美国和蒋介石对他们的胁迫上。但是他没有想到，除美台方面的威胁劝诱外，也确实有许多战俘不想回来。因为入朝参战的部队中有不少被俘的是原国民党军经教育后编入我军的，其中很多人容易动摇变节，所以最后还是有1。4万人，即将近三分之二的被俘人员去了台湾。
毛泽东一直硬不让步，主要是个面子问题，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视这些战俘的权益。经过同美蒋进行英勇卓绝斗争最后才挣扎着回到了祖国的七千名战俘，全部遭到严重的歧视和迫害。1954年2月，80％的党团员战俘曾恢复党团籍和军籍，但在紧接着发生的“高饶事件”后，中央又迅即下发文件，把95％的党团员战俘开除党团籍。他们大都被遣返回乡，从此长期成为当地被专政或监控的对象，一直被当作“怕死鬼”、“变节者”甚至是“投诚的敌伪人员”对待。
由于战争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美国又掌握着空中优势，每日的狂轰滥炸使朝鲜的损失极大。所以金日成从1952年1月底开始就想尽快缔结停战协议，把战俘等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协议签订后由有关国家召开的政治会议去解决。毛泽东就是不同意，还一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1952年8月20日来电要毛泽东“对美必须强硬”，还再次断言，“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有意见也没有用。谈判开始后，金日成就认为不值得为战俘问题顶下去。美国提出自愿遣返的问题后，他又主张妥协，1952年2月提出应该尽快结束谈判，说志愿军战俘的多数都是以前蒋介石的军队，政治上不可靠，“为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1952年7月14日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立即停战。毛15日复电反对，又于16日致电斯大林寻求支持。斯大林自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局面才出现大变化。苏联新领导集团要求立即迅速解决问题，结束谈判。他们提出，可从接受对方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建议入手，尽快解决整个战俘问题，结束停战谈判。对于这一新方针，金日成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极为兴奋，当即向苏联方面表示，“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非常大，每天几乎有三百到四百人丧命，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对于中国在战俘问题上拒不让步导致战争拖延的做法，他的不满再次溢于言表。
在苏朝特别是苏联的压力下，尚未放弃“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只好妥协。于是，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停了下来。
（此文写作中参阅了沈志华先生《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书，并用了其中不少材料，专此致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洪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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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作者：杨天石
一、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须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即“819防线”）。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蒋介石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以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队伍，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进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个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了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唯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于上海的官商勾结情况的严重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现，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