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受美国文化影响的美国女性，是否都非常嫌贫爱富，非常的傍富豪没商量、攀权贵没商量呢？答案也是肯定的：否。这又为什么呢？道理简单，因为90％以上的美国人处于生活水平比较高而又彼此差不太多的情况之下。贫富悬殊在西方许多国家并不像在中国呈现得这么咄咄逼人。一个嫁龄女性即使漂亮，她的选择范围无非辐射向两个方面：或者辐射向极少数的富者权者，或者辐射向大多数的男人群体。而她们要求达到的生活，倘不过分奢侈，又几乎是大多数男人都能和她共同奋斗达到的。这使她何必整天去做“灰姑娘”的神话梦不醒？又何必非要去傍富攀权？于是，她决定嫁不嫁给一个男人，考虑的因素，反而比较能够超越于物质之上。
在贫富悬殊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作为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的时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质所诱惑。而物质对她们的诱惑力，远远强于文化束缚对她们的影响。她们拥抱住物质而反叛文化时，她们以为她们拥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某些女人以她们比男人敏感的神经，触觉到了时代的兴奋的中枢区。它反射给她们的信号是，欲望时代的集贸商场即将大开张，你有什么可交易的？容貌即资本，青春即股票。它并且暗示她们，二者之和，远远大于一个女人头脑中所可能容纳的全部知识的价值，就像三角形的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一样。
那时，社会行业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丰富多彩的程度。即使有才干的知识女性，倘要凭其才干和知识获得比普遍的女性多的收入，仍几乎是痴心妄想之事。
于是她们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由国内转向国外。在国外，对才干和知识的尊重毫不含糊地体现为金钱的结算方式，并且是以美元兑换价值的。而那时在中国，通过金钱对才干和知识进行结算的方式，仍是一种扭捏的、暧昧的、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进行的方式，仿佛有悖于全体中国人对才干和知识的常规思想观念。谁若获得了数千元的奖金，肯定引起嫉妒；几万元的奖金，会成为轰动性的新闻。那时在中国，只有“走｜穴”的歌星例外。
有才干、有知识的女性尚活得这么憋屈，企图潇洒也潇洒不起来；那些没才干、没知识甚至一无所长，却有容貌资本、有一大把青春股票的女性，又怎会自甘资本闲置、股票贬值呢？而在中国，她们历来对于物质生活质量的向往是最强烈的。这是人类社会中一个关于女性的公开的秘密。
于是，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女性，那时都渴望着同一种男人出现在她们的生命里——能带她们离开中国大陆的男人。不管他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不管他是哪一国家的，不管他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要求她以妻的身份妾的身份情人的身份女儿的身份或秘书或雇员的身份，包括女佣的身份。总之什么身份都不计较，只要能带她出去，她便如愿以偿。
于是形形色色的境外男人成了“超度”她们的命中贵人。
今天，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从中期开始，整个八十年代对折为两页。而你不能说它是两页，因为它并未从中线那儿被裁剪开；你也不能说它是一页，因为两个半页上所记载的内容竟是那么的不同。
常规的历史进程中，一般不会产生这样的时代现象。
此时代现象说明，历史的进程一旦加快，几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区别。而普遍的人们，也仿佛每差五岁便如隔代了。所谓道即变，人亦即变。道变速，人亦变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前期，某些中国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强不息使中国男人们为之肃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后期，某些中国女性茭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国男人们为之愕然。
尽管，这两类中国女性加起来，在数量上仍是少数。
但经由她们所体现的中国女性的时代意识的特征，毕竟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着上了极为浓重的色彩，以至于使其他的色彩显得淡化了，难以成为特征了。
最后值得总结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交易自身之目的达到了的女性，如今朝她们扫视过去，其实真正获得幸福的相当有限，她们中不少人结果甚至相当不幸。有些女性甚至无国、无家、无夫、无子、无业、无产，除了跌价的容貌资本和贬值的青春股票，实际上几乎一无所获，证明她们当年的交易自身并不能算是成功之举。
女人通过嫁给某类男人的古老方式达到改变命运过另外一种生活之目的，虽比较符合女性的人性特点，虽不必加以苛求的批判，但也不值得格外地予以肯定。
那方式所符合的，乃是女性的人性中太古老的特点。无论以多么“现代”的盒子包装了，仍是古老的。它在女性的意识里越强烈，女性越现代不起来。
无论那目标表面看起来多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多么能引起别人的羡慕，本质上仍是初级的——是以依附于男人为目标前提的。
五、她们如野生植物一般活
某些中国女性“外销”自己的“新洋务运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始，直至一九九三年后才势微渐止。她们的年龄普遍在三十五岁以下，年龄最小者十六七岁。因年龄小，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达到合法移民年龄的事屡闻不鲜；因年龄大，想方设法更改年龄以求接近于更容易“外销”岁数的事也屡闻不鲜。那些年内，由中国女性推波助澜的“新移民潮”，冲击着亚洲、欧洲、澳洲的许多国家。既使那些国家的华人移民数量剧增，也使国内许多城市的家庭夫妻离异、子女双亲残缺。有知识的凭学历去闯，有才能的凭才能去闯，有技长的凭技长去闯；无知识、无才能、无技长可言的，则仅凭容貌和青春资本去闯；连容貌和青春两项也够不上资本的，凭一往无前的盲目的勇气去闯。
“洋插队”一词便是概括这一现象而产生的。“洋”字与“插队”二字相结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甜。当然，她们当中也确有不少人，在异国真的尝到了爱情的甜，事业有成的甜，家庭美满的甜，人生幸福的甜。这些甜，也当然地原本就不该被国界和国籍隔着。在一方国土内获得不到，去别国寻找亦确是天经地义之事。欧洲国家彼此邻近，欧洲的男人们早就这样了，后来欧洲的女人们也开始这样了。其动因和目的与中国女性们十分一致。中国女性仿佛企图用她们的行动证明——世界并不算太大，国与国都离得很近。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经济迅猛腾飞，令世界“拍案惊奇”，刮目相看。但“腾飞”之中，今天看来，泡沫的成分极其显明。
但是经济的泡沫现象，在短期内向有头脑的人提供的发达之机反而尤其的多。许多人其实只需抓住一次机遇便可永久地改变命运，不管那机遇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经济的游戏之所以对一个国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长久利益而言的。当泡沫灭落，大多数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两手湿，而且极可能连曾经拥有过的利益也丧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盖“游戏”的诸种规则，使之变得似有似无，时隐时现，于是无规则的机遇随着泡沫上下翻涌眼花缭乱，似乎比比皆是。有头脑的人适时抓到它比在“游戏”规则极为分明的情况下抓到它更容易。
于是“洋插队”的中国男人和女人们，面对异国的“游戏”规则抓不住时，便转身回首，望向祖国的一大堆又一大堆的泡沫了。他们和她们，在异国学到了、积累了在中国学不到、积累不成的经验。那种种的经验对于他们是有用的，也是宝贵的。正是那种种经验告诉他们，中国的机会也多得值得回来一显身手。于是，攒下些外汇的带着经验，没攒下外汇的带着半个外国身份，匆匆地又登上归国的航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样一些“洋插队”过的女性，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既有相当出色的表现和表演，也有相当特色的表现和表演。后一种表现和表演，每每伴随着坑蒙拐骗，每每自身也带有泡沫性。
一九九三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犯罪案中，女主犯或女同案犯渐多起来。倘仅以北京为例，我的司法界的朋友告诉我——当年三分之一左右的经济罪案都由有“洋插队”经历的女性充当这样或那样的角色。
尽管如此，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不少“洋插队”的女性，以她们较为特殊的女性身份，在各大城市中营造了一道道当代都市女性的亮丽风景线。
外企的第一代、第二代“中方雇员”的“花名册”上，留下过她们的芳名。
最早的一批“白领丽人”中，闪现过她们的身影。
她们中涌现过第一代、第二代女经理、女总裁、女外商代理人、女经纪人、女策划人。
对于今天服装、美容、健身、保健乃至许多文化行业的发展，她们曾起到过功不可没的作用。她们一方面是这些行业引领消费潮流的女性，另一方面，可能同时是宣传者、广告者。
与她们的能力、经济和风采一竞高下的，是那些并不曾“洋插队”过的女性。后者们对机会的企盼期比较长，准备期也比较长，因为身在本国环境中，机会一旦来临，自然出手更及时些。所以，二者相比，后者的事业往往是自己的。自己之上，并不再有老板。而前者的事业，则往往不是自己的。虽然优越着，背后还有老板。虽然挣的是外汇，但总归不过是佣金。
这样两类中国女性，当年曾使许许多多的中国男人惊呼“阴盛阳衰”，惊呼到处都是“女强人”。某些男人在哀叹自己“疲软”的同时，不禁对某些女人的能力和神通佩服得五体投地膜拜顶礼。
其实，世界依然是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中国尤其是。某些女人们尽管手眼触天、能力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