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学毕业以后，她们就被视为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在早婚的年代，女性的少女期是短暂的，短暂得几乎可以说稍纵即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是早婚的年代。到了十八九岁，无论工作与否，如果自己不急于考虑婚事，父母们也会按捺不住地张罗着为她们东找婆家西找婆家。倘二十三岁以后还没嫁出去，那么就将被视为老姑娘了。而一个家庭若有一个老姑娘，那么父母愁死了，唯恐她被剩在家里。所以大姑娘也意味着一段短暂的年华。从结婚那天起就是小媳妇了。从大姑娘到小媳妇，短则三四年，长则五六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即使在城市也比比皆是。
所幸她们对工作并不怎么挑拣，一般是份工作便高高兴兴地去上班。工资是全国平等的。脑体之间基本无差别，机关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行业与行业之间基本无差别，男女之间基本无差别。在此种种基本无差别的前提之下，对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满意的她们，虽也羡慕这些方面比她们幸运的别人，但一般不至于羡慕到怨天尤人、自暴自弃的程度。
上班的她们，普遍还买不起自行车。如果单位远，她们每天需六点多钟就离家。从居民区走到有马路的地方，才能挤上公共汽车。为了不迟到，她们常将工作服穿回家，第二天穿着工作服离家。那样就省下在厂里换工作服的时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青年女性因有工作而自豪，所以穿工作服走在路上觉得挺神气。如果那工作体面，那厂是大厂，有名，则她们穿着工作服走在路上，不仅觉得神气，简直还往往觉得美气。她们穿那样的工作服，能吸引较高的回头率。向她们投以热烈目光的，当然都是小伙子。
她们中当护士的，无论冬夏，常喜欢将雪白的护士帽戴在头上。医院是被刮目相看的行业，戴了雪白护士帽的她们，自然也被刮目相看。那时她们就尤其显出大姑娘的矜持来。
餐饮行业也戴白帽子，与护士在医院里戴的白帽子区别不大。故有在小饭馆工作的她们，也戴了白帽子招摇过市，内心里乐于被路人看成大医院的护士，所谓“过把瘾”（但不死）。
当年有小伙子冲着一顶白帽子而苦苦追求小饭馆服务员的事，成了相声、小品和小说、戏剧中的喜剧情节。
她们上班时，邻家没有长大的女儿的母亲一出门碰上了她们，投在她们身上的目光是很复杂、很微妙的。那一种目光告诉她们，母亲心里在想——盼到哪一天自己的女儿也开始上班挣钱呢？她们每月十八元、二十几元的工资，对一个平民之家的经济补充非同小可。那时她们嘴上礼貌地问着好，内心里体会到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是星期六，她们也会在厂里换下工作服回家。倘还是夏季，她们往往穿一件布拉吉。因为她们自己最清楚，布拉吉尤能显示出她们成熟又苗条的大姑娘的美好身段。也因为她们明白，一旦做了小媳妇，再穿布拉吉的机会便少了。小媳妇们一般是不公开穿布拉吉的。
于是许多母亲的目光，都会追随她们的身影久望，互相询问她们是哪条街上、哪个院里、哪一户人家的大姑娘。如果她的容貌比较漂亮，那么她的家便出名了。
女人们每每会情不自禁地这么说：“瞧人家那大姑娘长得喜人劲儿的！”出落得标致的大姑娘，仿佛是她家的“名牌”，是父母共同拥有的“专利”。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并不特别具有“商品”的属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没有“大款”及“富豪”，故她们自己的头脑中，绝然不会产生通过“傍”或“嫁”而成贵妇的念头。她们的父母一般也不太会有指望经由她们的“流通”而改换门庭的不切实际的心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不像现在的某些父母那么开通，如果她给自己找的丈夫和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不管是不是真爱，不管那男人是处长还是局长，家人都会觉得是奇耻大辱而闹得天翻地覆。
小时候我家前一条街上，有个标致的二十一岁的大姑娘，死活要嫁给一位死了老伴的五十二岁的商业局副局长，结果是她没死，她母亲死了。在一辆“上海”牌儿小汽车兴师动众地来娶她时，她母亲喝了药臭虫的“敌敌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父母，尤其工人家庭的父母，一般认为自己的女婿年轻、健康、英俊、人品好就是女儿的福，当然也是自己的福。健康和人品好是首先，其次是英俊不英俊。至于是工人还是小干部，那倒无所谓。当然，如果前四条达标，居然还是位小科长，父母也会替女儿高兴得心花怒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婚姻的某些新观念具有着强大的说教力，并且深受人们的普遍拥护。某些旧思维或被冲击垮了，或被人们觉悟到是一种丑陋，自觉地抛弃，甚至自觉地抵制。父母将女儿待价而沽或女儿将自己待价而沽，一个家庭的名声也许就完了。共和国的新工人阶层没有财富，家庭名声是他们唯一重要的“不动产”。几千年来的旧意识本非他们自愿的意识。所以他们的头脑虽简单，却很适合往里装新意识。头脑里装进了新意识的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拿家庭名声开玩笑的。
大姑娘们下班一回到家里，放下饭盒就帮母亲们做这做那。她们一般不会因自己也是挣工资的人了便在家里摆什么资格，要求什么特殊的待遇。她们明白，自己生活在家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使她们比从前更体恤永远操劳着的母亲们了。回想自己是小姑娘、是少女时，竟不怎么懂得体恤母亲替家庭分忧，她们每每心生愧疚。同时心生对她们的家的眷眷依恋，虽然它可能很清贫，很拥挤，很杂乱。那一种眷眷依恋又每使她们的心情特别惆怅。大姑娘们这时望着生出白发的母亲的目光，是非常之温柔的。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成为大姑娘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你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想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小时候我们邻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给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爷爷每人都织了一件毛线物，而且将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裤和被子都拆洗了，浆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门挨户向长辈们道别。做母亲的女人们几乎都落泪了，都比她妈还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这么评论她家：“真没白养姑娘！”
这当然也意味着对那大姑娘的极高的赞扬。
后来，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条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学习的榜样。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们只得租一间小屋，每月付三元、五元、十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区位置而定，当年一间小屋的最高房租是十元。如果夫妻俩都是一、二级工，工资加起来六七十元，付了房租还能过得不错。如果夫妻双方的家庭都比较困难，婚后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继续交些钱，那么他们的新生活一开始便是拮据的，此后将克勤克俭，长久的岁月里都要节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妇，一般都会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务较少，下了班后，她一如既往地织，这时是给丈夫织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关系处得好，也给他们织。但这样的一对儿年轻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钱买太多的毛线织了取悦于人，更多的情况下她奉献的是织艺和时间。
那幸福往往也不过就是这样——小两口都靠着被子，并排地半躺在床上，为妻的织着，为夫的时不时爱抚她一下，亲吻她一下，讲段笑话给她听。如果丈夫具有“科学”头脑，会在婚前或婚后，花很少的钱买些部件，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许多新婚夫妻陈设简单的小家里见到过他们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手巧得很，借助厂里的机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铁的收音机外壳，看去也挺美观。年轻的工人们中，总有几个能工巧匠。他们既为自己做，也很乐于为将要成为丈夫的工友们做。
小时候我家没有收音机。我太喜欢听收音机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机的人家闯，尤其爱往有收音机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闯。我不讨厌，他们听什么我沾光听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烦我。也可能心里烦，我小，看不出来。还可能因为我母亲人缘儿好，他们容忍我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们听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