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的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主要为日本难民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与设施。
按照共和国在“五加九会议”上做出的承诺，在第二阶段有限打击行动中，除了将5个“安全区”的范围扩大2到5倍之外，还在日本本土划出10个新的安全区。这10个安全区是北海道的扎幌，本州岛的秋田、仙台、金泽、宇都宫、静冈与奈良，四国岛的高知、以及九州岛的熊本与大汾。除了允许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只开赴安全区之外，共和国还允许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飞机前往安全区内的机场，同时允许承诺接纳日本难民的国家用飞机接走难民。当然，共和国对空运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运输机到达机场后，必须按照共和国指定的时间将运载的物资放在指定的地点，以便共和国的侦察卫星对物资的种类与性质进行核对。又比如，所有搭乘飞机离开日本的难民必须提前在最近的国际救援机构登记备案，以备共和国进行核查。
共和国开出如此苛刻的条件，与美欧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有密切关系。
按照美欧制订的计划，在第二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中，向日本提供粮食、药品、取暖用的燃油、清理放射性污染的设备名义上是为了帮助日本难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实际上是为第三阶段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也是正式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之前的基础准备工作打下基础，从而在共和国实现全面停火之后立即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美欧的目的昭然若揭，共和国不得不有所提防。
虽然签署相关协议，但是在援助物资问题上，共和国与美欧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别的不说，仅援助给日本的粮食就差点让共和国与美欧翻脸。按照美国提交的援助方案，为了使8000万日本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每月需向日本提供200万吨粮食，并且向日本派遣数万名志愿救援人员。共和国的计算结果是，即便不考虑日本储备的粮食，每月也只需要向日本运送120万吨粮食，就能确保所有日本人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显然，双方的分歧在具体人均指标上，美国的标准是人均月25千克，而共和国的标准是人均月15千克。按照美国的标准，绝大部分日本人肯定会“吃饱了没事做”，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基础重建工作。按照共和国的标准，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只能勉强填饱肚皮，没有精力参加劳动。
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得通过谈判解决。这也是“时间表”第二阶段期间的主要工作。
为了避免出现矛盾与冲突，共和国与美欧在2个月内进行了数十次谈判，商讨所有细节问题，不但是人均粮食配额，还有采暖配额、药品配额、支接救援人员规模、废墟清理设备的种类与总量等等。为了在谈判桌上向美欧施加压力，共和国肯定不会立即停止打击行动。由此可见，共和国逐步降低打击强度，根本目的就是阻止美欧向日本提供超出人道主义援助基础的战略支援。
正是如此，共和国才从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
美国想用日本绑架共和国，共和国则用日本绑架了美国。
随着新的10个“安全区”陆续开辟，几乎所有幸存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15个“安全区”内。如果美欧在谈判桌上给共和国制造麻烦，共和国随时可以终止谈判，恢复全面战略轰炸打击行动，将矛头对准聚集在“安全区”内的日本人。美欧承受不起这样的代价，也不能拿数千万日本人弄玩笑，也就只能在谈判中让步。
更重要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欧离其目的也就越来越远。
日本的战后重建，美国与欧洲国家最多提供物资与资金，不可能派遣工程人员前往遭到严重污染的日本本土帮日本人擦屁股。就算美国肯派人员前往“污染区”，也没有几个美国人愿意赚不要命的钱。换句话说，日本战后重建必须依靠日本人！
如此一来，必须在2029年10月份之前完成最重要的“废墟清理工作”。
美国与欧洲的意见非常一致，就连日本战时看守内阁都有相同的想法。既然数千万日本人难免一死，绝大部分都将在2年内病亡，何不用这些人完成最危险、也是最艰巨的重建工作呢？如何办到，美欧不需要操心，日本战时看守政府可以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数千方难逃一死的日本人为民族的未来做出最后的牺牲与贡献。美欧需要做的，只是尽快让共和国停止打击行动，让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能够进行战后重建工作。
现实很残酷，残酷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据部分前往“安全区”采访的记者回忆，所有进入“安全区”的日本难民都得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设立的登记处登记备案，然后前往指定的地点居住，不得随意活动，更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离开“安全区”。难民每天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粮食、药品与取暖用的燃料，要想获得更多的生存物资，必须参与由战时看守政府主持的“废墟清理工作”，用劳动换取物资。后来，为了“鼓励”更多的难民参与“劳动”，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连续数次降低最低物资配给额度，逼迫饿着肚皮的难民前往遭受严重污染的地区完成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危险工作。到最后，日本战时看守政府真用刺刀与机枪逼迫最后一批奄奄一息的难民加快迈向死亡的步伐。
不得不承认，西方世界仍然有尽职尽责的记者。
2028年与2029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分别颁发给了报道日本战后重建工作的美国洛克维尔与法国记者蒙塔拿，表彰两人用最直接的方法报道了最真实的新闻。谁能想到，洛克维尔在接受颁奖后的第二天就在家里吞枪自杀；他在留给妻子的“遗信”中提到，为了那张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他眼睁睁的看着1名14岁的日本女孩倒毙在路旁；从此以后的100多个日日夜夜，他每天晚上都能梦见那双绝望的眼睛与无助的哀求。蒙塔拿则在颁奖之后放弃记者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2年后倒在了南美洲的丛林里面：临死前，蒙塔拿还抱着1名战争孤儿；这与他在日本拍摄下的，那位临死前还将刚刚出生的婴儿死死抱在怀中的母亲何其相似！
战争没有怜悯，也不相信眼泪。
与“日本战争”相关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日本战后重建的新闻报道，成为了反战团体的最好宣传工具，也成为了人类反思战争的最好佐证。
没人因此指责共和国，至少有理智的人没有指责共和国。
原因很简单，如果战争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遭受伤害的就不是1亿4000万日本人，而是10倍于此的共和国人民，因战争造成的苦难也将扩大10倍。应该反思的不是战争手段，而是战争本身。
用1亿400万条生命换来的教训足够让所有人记住战争的残酷性，也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在试图发动战争的时候再三掂量。
只是，在文化色彩、意识形态无法消除的情况下，战争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第151章 地区化
6月30日23点55分，共和国正式宣布有条件全面停火。
虽然在此之后，因为日本战时看守政府的某些极端行为，共和国数次解除全面停火状态，恢复对日军事打击，但是在美欧等国的全面干预下，最终都以日本战时看守政府让步妥协收场，战火并未再次点燃。
“日本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从整个交战过程来看，“日本战争”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从开战到“四国海盆海战”的初期大规模交战阶段，在此阶段，日本有一定反抗能力，多次试图扭转战局，战争规模也达到巅峰，为后面的作战行动埋下了伏笔。二是从“战略封锁”到“五加九会议”的中期以战促和阶段，在此阶段，日本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共和国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共和国的主要战争目的也不是打垮日本，而是通过大规模战略打击迫使西方国家干预，为最终停战创造了基础。三是从共和国提出“时间表”与美欧提出“人道主头援助计划”，到共和国宣布有条件全面停火的收尾险段，在此阶段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日本战后重建问题，战争的军事意义大幅度降低，政治意义突现，成为了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
由此可见，共和哥的战略步骤非常清晰。
虽然连王元庆都承认，战争的实际情况与共和国在战争爆发前制订的战略计划有严重偏差（见于王元庆的回忆录），按照共和国的最初计划，战争应该以共和国与日本签署不平等停战条约的方式结束，而不是以西方国家全面介入的方式结束，但是不得不承认，王元庆因势利导，及时调整战略计划，最终使共和国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的。不管日本有没有与共和国签订停战条约、也不管日本能否在西方国家集团的全面援助下迅速恢复实力，至少在30年之内，日本无法对共和国构成战略威胁，共和国通过占领琉球群岛等日本外岛，实现了进军太平洋的目的。
严格的说，共和国的收获甚至超过了最初的目的。
“五加九会议”之后，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公认，再也没人否认共和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技术换产品框架协议”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国的势力范国，为共和国的全面战略扩张打下了基础。“全面销毁核武器谈判”为共和国赢得了更高的国际声望，使共和国与欧盟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总体而言，“日本战争”与共和国在21世纪经历的其他战争有很大区别。
从第四次印巴战争开始，直到半岛战争，共和国往往在“被动”情况下参战，没有在战前定下明确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工作。最终结果是，共和国付出了高昂的战争代价，赢得了“喝彩”，却没有赢得足够的利益。拿第四次印巴战争来说，如果共和国准备充足，藏南问题早就得到解决，不会继续拖上10多年。半岛战争也差不多，如果共和国早就有所准备，恐怕早就以更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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