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顾卫民制订的印度战后重建计划，也是持续15年，而不是短短半年。
毫无疑问，不可能等到15年之后再在印度举行民主大选。
既然不能等，就必须在这半年内做点事情。
王元庆不是想做点事情，而是想做很多事情。
四方外长会晤召开前，王元庆就让李存勋安排刘晓宾就去新德里，随后就安排军情局以保护个人安全的名义，密切监控印度临时政府的活动，特别留意印度临时政府派往各占领区的临时性地方官员。因为印度的社会关系极为特殊，所以王元庆还特别叮嘱李存勋，密切留意印度各地方民间势力，采取扶持少数民族、压制印度斯坦族的方法，首先争取印度少数民族的支持，再争取印度斯坦族开明派的支持。为了完成元首安排的任务，李存勋专门去了一趟新德里，亲自部署工作。实际上，就算没有元首安排的这些任务，李存勋也会高度重视印度的工作，原因很简单，战后的印度肯定不会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印度，而是一个地方权力比较大的联邦制印度。
关于共和国将在印度椎行联邦制的传闻早就出现了。
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有一名自称“知情者”的网民在网上发表评论，宣称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绝对不会肢解印度，而是在印度实施更加重视地方自治权的联邦制，从而削弱印度中央政府的权力，避免印度再次走上极端主义道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知情者”重点阐述了两个道理。一是前面提到的，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威胁，虽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印度肢解成数十个小国家，但是处于共和国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国际社会的压力，王元庆肯定不主张肢解印度，而会竭尽全力的削弱印度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使印度成为一个名义上实施联邦制的紧密邦联。二是出于印度的特殊国情，即少数民族占了人口总数一半以上，几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获得自治权、甚至希望独立，从稳定印度社会局势来看，王元庆也会优先考虑印度少数民族，推行联邦制。联邦制与邦联制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印度的中央政权控制不住地方政权，从而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军情局在印度做的事情，实际上就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从这个角度出发，别说半年，4个月都够了。
原因很简单，美国肯定不愿意看到印度成为一个松散的印度，一个再也没有威胁的印度。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只有一个团结的印度，一个能够集中17亿人的印度，才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从而帮助美国牵制共和国。
虽然可以肯定，大部分印度斯坦人都会支持美国的主张，再次将整个印度统一到以印度斯坦族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内，但是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不会同意这一主张，特别是在共和国拿出足够的诚意，让他们尝到了自治的好处之后，更会坚决抵制中央集权。在此情况下举行大选，半数以上的印度人会把选票投给印度临时政府。
半年时间，足够印度少数民族尝到自治的好处了。
由此可见，王元庆的整个部署是一环扣一环，没有半点破绽。
当然，这类战略上的博弈几乎没有秘密可言，只需要换位思考，任何聪明一点的政治家都能猜透对方的心思。从美国的政策上也能看出，萨利文是步步为营，每次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让步。欧盟的情况差不多，没有得到好处，绝对不会让步，只要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马上就会转移战线。
在没有秘密可言的情况下，莫斯科首脑会晤肯定不会一团和气。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马德里四方外长会晤只是“印度博弈”的热身赛，最有发言权的4个国家与地区已经摸清了对方的底牌。
现在的问题是，4个国家与地区的首脑能不能在莫斯科取得更大的成果。
10月23日之前，王元庆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莫斯科首脑会晤最多把马德里外长会晤的成果落实。
直到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几个小时，一条消息才改变了王元庆的看法。
第182章 美国企业的滑铁卢
与闹的轰轰烈烈的四方会晤相比，共和国与美国商界的谈判显得非常“平静”。
商界谈判讲的是利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政府牵线搭桥之后，谈判就变成了双方商界的直接对话。与国家谈判不同，商界谈判有商界的规则，讲的不是“利益对等”原则，而是“有效利益”原则。简单的说，国家博弈基本上是“零和游戏”，而商界博弈一般都会产生“共赢”或“共输”的结果。
毫无疑问，商界谈判比国家间谈判还要复杂。
共和国商界代表团由来自数十个行业、数百个产业的数千名业界精英组成，其中不乏“三坚集团”、“中重集团”、“中航集团”、“叶宏集团”这样的大企业，虽然蔺彦博、李成文与叶永畿等人因年纪、健康等等原因并没参加谈判，但是各大企业都派出了主管人员或者董事会的大股东。美国商界代表团的规模也不小，总共派了近3000人参加谈判，其中包括波音公司、福特公司、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沃尔马公司、美孚埃克森公司（原先为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现在是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主要从事核电站建设、电网建设、电力供应设备制造等行业）等大企业的数百名代表。
可以说，商界谈判的火药味更浓。
谈判开始之后，双方的企业就在各个行业内“捉对厮杀”。
以“三坚集团”与“美孚埃克森公司”的谈判为例，谈判开始的时候，美孚为其在印度的38座核电站（裂变核电站）、占印度国内总份额21％的电网、占印度国内总份额37％的供电站、以及相关设施开出了21850亿美元的天价，三坚集团则只给出了区区500亿美元的收购价，而且只支付25％的现金，其他75％用三坚集团在海外控制的矿产进行交换。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大的差价，双方根本就别谈了。当然，这不是正常情况，所以双方还得谈下去。
既然要谈，就得拿出让对方让步的筹码。
美孚公司一直坚持其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这一无形资产占到了其开价的50％。毫无疑问，三坚集团根本不承认美孚公司在印度的市场份额，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印度已经不是战前的印度，如果三坚集团不购买美孚公司在印度的资产，其所谓的“无形资产”将变得一文不值。
针对这一情况，美孚公司首先找到了叶宏集团。
严格说来，三坚集团属于资源开发类集团，主要从事各类矿产的开发工作，除了在开采稀土矿方面与能源有些关系之外，根本没有涉足能源行业。当初蔺彦博投资开办的复合蓄电池生产厂并不在三坚集团名下，而是独立公司。共和国民营能源企业中，叶宏集团才是真正的行业老大，主要从事核电站建设、电网建设、电动设备生产、电力枝术开发、电子设备生产等行业。
按理说，最有资格收购美孚在印资产的不是三坚集团，而是叶宏集团。
那么，为什么与美孚谈的是三坚集团，而不是叶宏集团呢？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垄断。
从2030年开始，叶宏集团就一直在应付垄断起诉，至今还被3件垄断官司缠着，如果打输了这3起官司，叶宏集团很有可能被肢解成数家小公司，或者赔付上万亿元的惩罚性罚款，不管是哪种结果，叶宏集团都将大伤元气。叶宏集团没有与美孚公司接触，就是想摆脱垄断名声。更重更的是，如果三坚集团成功收购美孚在印资产，就将一跃成为与叶宏集团旗鼓相当的能源企业，从而使叶宏集团彻底摆脱反垄断起诉，打赢3场不能输的官司。在此情况下，叶永畿怎么可能对美孚公司在印资产感兴趣呢？再说了，三坚集团实力雄厚，叶永畿与蔺彦博的关系又非同一般，就算三坚集团没有拿到美孚在印资产，凭惜其在资源开发，特别是稀有矿产开发方面的雄厚功底，进军能源产业也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明知道无法阻止三坚集团进军能源产业的情况下，叶永畿为什么要跟蔺彦博对着干呢？
在叶宏集团碰壁之后，美孚公司又联系了几家共和国的能源企业。
毫无疑问，美孚公司不可能有任何收获。
这不是没有组织的谈判，共和国企业早就抱成一团。根据后来透露的消息，在与美国企业谈判之前，在蔺彦博、李成文与叶永畿的主持下，上百家共和国企业在私下签订了一份“君子协议”，以争取共同利益为首要目的，如果为了维护共同利益，而导致某些企业在谈判中吃了亏，赢利企业都得与亏损企业共享利益。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美国企业没有类似的“君子协议”。
在双方都拧成一股绳的情况下，拼的就是耐心与意志。
显然，耐心与意志都不在美国企业那一边。
与美孚接触的时候，三坚集团的谈判代表蔺慕勋就明确无误的提到，美孚公司在印资产都是负资产，如果与三坚集团谈崩，最终别想得到任何好处。
蔺慕勋没有说谎，美孚公司确实别想得到任何好处。
别的不说，战后的印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人说得准，如果印度临时政府坚持鲁拉贾帕尼的国有政策，美孚集团的在印资产就将被全部没收，不管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最终都将化为泡影。
当然，美孚公司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即三坚集团与共和国军方的关系。
虽然三坚集团没有参与军火生产，也没有插足军工领域，但是谁也不敢小看三坚集团与共和国军队的关系。首先是三坚集团是共和国最大的资源开发商，军事工业绝对离不开资源，共和国军队的大部分对外战争也与资源有关；其次是三坚集团曾经多次为共和国军队提供资金援助，当年蔺彦博回国的时候，就“赠送”了数百亿美元，蔺彦博也因此与共和国军队高层保持了良好关系；三是由蔺彦博的女儿蔺慕华执掌的“中重集团”是共和国规模最大的军火企业，而蔺彦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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