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后者，荀贞其实是存了私心的，因为被举的孝廉和“举主”之间，两人存在着类似“门生”的关系，就和郡吏视郡守为“君父”一样，被举的孝廉往往也视“举主”为“恩主”，他们是愿意积极主动地为“举主”做任何事的，甚至牺牲性命也不可惜。
说到底，这还是两汉的士风所致，两汉整体的风尚是重义轻死，游侠是这样，士子亦是如此，许多士子砥砺名节，把名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大有人在。
那么在这么个背景下，荀贞荐举为孝廉的人如果是一个忠义之人，待到天下乱后，这个人就极有可能会投奔荀贞，或者即使不投奔他，依旧在魏郡或者冀州，又或者在别的地方为吏，但当荀贞需要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尽全力地来帮助荀贞。
——事实上，往年历次举孝廉之时，类似有荀贞这种考虑的郡国守相不在少数，甚至有些郡国守相每年举荐的孝廉都是盛年力壮之人，连一个老年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举荐一个老年人，可能今年举荐，明年这个人就老去了，“举主”得不到任何回报，故此与其举荐年老而有名望之人，不如举荐年少而无名才之人，万一这个被举的孝廉将来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了，不止“举主”本人会得到回报，乃至其族中的子侄晚辈也会得到照拂，这是把国家的“公器”当作了为己身谋取私利的“私器”。不过话说回来，荀贞与这些只举盛年、不举老年的“举主”们还是有不同的，荀贞所求的不是“财禄私利”，他求的是“军国重利”。
总而言之，对今年孝廉的人选，荀贞早就定了标准，再考虑到他将要诛赵，这一年的孝廉可能是他唯一一年可以举孝廉的机会，所以尽管他对这么多人来请托感到不厌其烦，尽管他深感当今之世士族一支独大、寒士出头太难，可对这些人送来的举荐名单他却也没有弃之不顾。
说到士族与寒门，因为按两汉的标准，前世的时候荀贞就是一个“寒士”，所以相比士子，他在感情上更倾向于想荐举寒士，可拿眼下之情况来说，他的这个愿望也只能是一个愿望，不管感情上有多倾向寒士，理智却告诉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按照眼下这个时代来说，荐举一个寒士所能得到的“利”远不如荐举一个名族出身的士子，特别是在知道天下将乱的时候，荐举一个寒士，只能得到这个寒士本人的能力，而荐举一个名族士子，却有可能会得到其整个家族的能量。
——尽管荀贞在颍川、赵国拔擢任用了很多寒士，可当时是迫不得已，他没有别的选择，在颍川时，他最高也只做到郡吏，在赵国时，他虽是比二千石的赵中尉，可那只是副职，不是长吏，故此他即使想招揽士子，那些名族大家的子弟却也是不肯轻易投到他帐下的。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本来便“根正苗红”，出身于颍川荀氏，乃是不折不扣的州郡名族子弟，现如今又是魏郡太守，又是颍阴侯，身份也变得尊贵上去了，因此已经完全有资格得到郡中望族、至不济县中望族子弟的投靠了。
——从感情上，荀贞倾向寒士，从理智上，荀贞必须倾向名族子弟，在感情与理智之间，荀贞的这个选择做得一点都不艰难，可这不代表他就“心甘情愿”，对寒士出头难这个现状，他是非常想改变的，可要想改变，两者缺一不可，一是权力，没有权力什么都干不成，二是克服强大阻力的勇气，士族已经垄断了国家的政治、舆论，是既得利益阶层，具有着强大的、根深蒂固的力量，要想从他们手中“夺权”，阻力必然极大，一个搞不好，甚至可能会被他们推翻，所以得有强大的勇气，这两者，勇气，荀贞可能有，可权力，他现在没有，所以对于改变现状这个事儿，他现在也只能是想想罢了。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只有先顺应时势，过了“时势造英雄”这个阶段，也许才有可能会“英雄造时势”。
既然荀贞有了这个孝廉人选的标准，那么对来请托之人，他“战略”上敷衍了事的同时，“战术”上并不轻视，凡是这些请托之人呈上来的名单，他都会细细察看，如是他熟悉的，自有评断，如是不熟悉的，他则会在这些请托之人离开后，令程嘉、荀攸等暗中去打听这些人的才能、品性，可以的，就暂留在名单上，不行的，就直接排除。
一边是“被动”地等人来请托、举荐，另一边他也“主动”出击，叫刘备、陈到、宣康等各县的“守令长”查找符合他那两个要求的士子与寒士，凡是够格的，就都统统报上来。
至于具体的人选，倒是不急于做出决定，因为离朝廷规定的举孝廉的时间还早，还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斟酌、选择，只要能够在八九月前做出人选的决定就可以的了。
第七十九章 毋要临渴而掘井
魏郡的人口最盛时约有七十万，经过这几年的战乱，到去年底，审配上计京都时，报上去的人口只有六十万上下了，也就是说，短短几年中，损失了十万人口，当然，这十万人口并非都是死在了乱中，也有不少是成了流民，但不管怎么说，只从劳动力这一块儿来讲，魏郡可谓是甚伤元气了，不过对举孝廉而言，暂时来说却是影响不大，因为依汉之规制，郡国有二十万人口每年可举孝廉一人，七十万人口是可举孝廉三人，六十万人口还是举孝廉三人。
六十万人口，三个孝廉，看起来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其实不然。
首先，这六十万人口里读过经书的人不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最多也就是在小时候上过乡学，识点字，再好一点的，至多也就是读过《孝经》这样的启蒙读本，对《春秋》之类的高一等的经书却是一窍不通。
举孝廉不是举荐上去就行的，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如果举上去的孝廉考试不过关，不但他本人会被打回来，而且连举主也可能会受到牵累，所以，这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人首先就被排除在了孝廉的人选之外。
其次，那些读过经书的士子、寒士，有的名声很不好，孝廉、孝廉，既孝且廉，这才叫孝廉，汉以孝治天下，一个品德太不好的士子，即使再有人请托，对荀贞这样“有志于天下”、“爱惜羽毛”的人来说，他也是不可能将之举荐的。
再次，有的士子、寒士名声不错，可要么死读书，要么“学艺不精”，对这类人，荀贞也是不可能举荐的。
七折八扣地算下来，有资格被举为孝廉的士子、寒士就不多了，再把荀贞的那两个标准加上去，人选就更少了，从四月到五月，多半个月的时间里，荀贞也只选出了两人而已。
步入五月，已算是到了夏收时节。
孝廉虽还没有选够，但现在也只能暂且放下，荀贞把工作的重心全部转移到了夏收的事宜上。
如果说去年的夏收是为了“救命”，当时府库空虚、民无口食，就指着夏收的那点粮食来渡过难关的话，那么今年的夏收更多的是为了“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何为“检验成果、总结经验”？
荀贞此前没有搞过农业，不太懂这一行，而将来天下乱后，农业显然是重中之重，春秋之前的制度是奴隶贵族制，包括战争在内，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贵族进行，国之大事是“唯祀与戎”，战国之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农人转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战争也从贵族战争转换成为了全民战争，国家的大事就是“唯耕与战”了，没有强大的农业为基础，就根本支撑不起高强度的战争，因而，荀贞自上任魏郡太守以来就对农业极其重视。
经过去年、今年这一年多的农业实践，不管是对农田还是对屯田，在荀攸、尚正、王淙、江禽、原盼等人的出谋划策、集思广益下，荀贞自觉都有了一定经验，现在他觉得到了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想把这套经验转成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一定是成熟的，也不一定还是要用在魏郡，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在手，那么等将来需要时就可以拿出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日后，所以他对此高度重视，亲自牵头，组织手下的班底总结、制定。
要制定的制度有两个，一个是农田，一个是屯田。
相比农田的耕种、收获，荀贞更重视屯田。
原因很简单，各县的耕种、麦收是一个正常的农事生产，郡府县寺里边的吏员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很多，荀贞就算不了解也没有关系，日后如果他能成为一方诸侯，有大把的人手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而屯田就不一样了，屯田是非常态的，通常来说，屯田在边地用的较多，在内郡用得很少，内郡的吏员们在这方面、主要是在组织管理上几乎都没有切实的经验。
屯田和地方的耕田说起来都是种麦子、收麦子，看起来是相同的，可在组织形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各县的麦种、麦收是由各县的农户分散完成的，而屯田则是由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农垦集团来完成的，试想一下，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青壮年聚集在一个地方种田，危险系数很高，一个弄不好，可能就会出乱子，所以在组织管理上必须有一个牢靠可行的制度。
屯田是非常态的，而相比农田，屯田更关系到日后的大局，荀贞自然对之更加重视，毕竟只能未雨绸缪，不能临渴掘井。
经过去年一年和今年半年的屯田，通过江禽、原盼等人的切实操作，荀贞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一些不是从纸上得来、也不是凭空幻想、而是切身体会到的经验。很多事情，看起来容易，真做起来才会知道麻烦很多，即使有前人留下的经验在，真换了自己去做的时候也会很难，毕竟从别人处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是大而化之的东西，细节的东西需要自己去发现，放在别人那里管用、但是放在自己这里却不合适的东西需要改变，千头万绪都得靠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
总的来说，经过这一年多的屯田，江禽、原盼等人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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