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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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大传-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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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资料在日后汉王朝建立政治制度和行政规划时,也有很大的助益。

日后萧何功居第一,刘邦的这个决定是极有道理的。萧何这一念之间,也决定了刘邦一生的命运。

樊哙、张良轮番苦谏,刘邦退出咸阳

自创业以来,刘邦的声势虽不错,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却不少。所以当他一有机会进入堂皇雄伟的大秦王朝咸阳宫时,几乎整个人都被迷住了。

刘邦尤其对后宫里给皇帝享受专用的帷帐、狗马、重宝、妇女更是爱得不得了,只是鉴于大家的众目共瞩,暂时也不敢太放肆,只表示有意进驻到秦皇宫殿去大大享受一番。

不过这个举动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一进驻皇宫,即代表有积极企图心想代替秦王朝之政权。虽然楚怀王在进军咸阳前,有“先入关中者为王(关中王)”的约定,但在诸侯并起、天下大势未稳定前,这种企图心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靶”——各集团群起而攻之的对象。

因此,刘邦的最亲密战友,也是沛城时代的首席班底——樊哙提出了警告。

“沛公的志向是想角逐天下,还是想作个富家翁呢?这些奢华的享受物都是使秦皇室灭亡的主要原因啊!沛公您怎么会需要这些东西呢?”

但刘邦实在舍不得离开,正在那里犹豫不决。

萧何认为依刘邦的个性,最好找一个不那么亲近、但在刘邦心目中又有地位的人来劝告,比较会让刘邦觉得不好意思。因此,他指派当时仍属客卿地位的张良去办这件事。

张良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便主动晋见刘邦,努力说服道:

“正因为秦皇室无道,只顾享受而不知天下疾苦,沛公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啊!所以为了替天下除此残贼,便应建立简朴清廉的形象,此所谓吊民伐罪也。

“如今您刚入秦皇宫,便急着去享受这些奢侈的皇宫设备,此所谓‘助桀为虐’啊!而且所谓忠言逆耳却有利于行事,毒药(指有效的强烈药品)苦口却有利于治病,希望沛公能够听从樊哙的劝告啊!”

连张良都出马了,刘邦也明了这是大多数亲密战友的心意,违背了将失去大家的支持,便慨然将军队退出咸阳,还军灞上。

由这事件也看出了刘邦的班底已日趋成熟。

出身不高、原本井非正规军的刘邦直属军团,比起西征的其他军团成熟多了。

经过两年多的奋斗,这些沛县起义的原班人马,逐渐有了角逐天下的宏大志向。他们不再只是跟着起哄的反叛军,而是自认有安定社会秩序的责任,因此不但在军纪上比其他军团要好很多,而且也看不惯到处抢劫金银财货的胜利军。只是这种掠夺行为在当时并不违法,所以想阻止也无可奈何,惟一的希望是让所有西征军团全部离开咸阳,使抢劫的行动可以告一段落。

樊哙的谏言,多少便是他们的希望,因此刘邦只得宣布撤军。

但这仍不足以阻止其他西征军团再私自进入咸阳城,于是在萧何等人的规划下,刘邦极力设法维持咸阳城的秩序。

过去秦王朝维持治安的法令又多又严,所以一般人不敢随便违法。如今秦王朝已亡国,新的政权尚未建立,而且领先破坏秩序的又是这些胜利军团,这些旧朝法制根本不可能获得他们的遵守。

如果再拟定一大堆法制,也不可能马上引起众人的注意。

出身楚境、颇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萧何,认为法律愈简单愈能够使众人认同,也愈能产生急效。

约法三章,刘邦树形象

十一月,各军团在灞上附近驻营完成,刘邦便在秦皇宫召见各军团领袖和关中诸县长老、豪杰,正式宣告:

“关中父老对秦王朝的严刑苛法,相信身受其苦已很久了。我和全体起义的诸侯有共同约定,先进入关中者为王,因此我是公认最有资格成为关中王的人。

“如今我便以王的身分和父老们约定,只订立三个最基本维持治安的法律:从现在起,没有任何理由,杀人者判处死刑,伤人和抢夺盗窃的也依情况轻重处以应得之罪。至于其余秦法全部废除,所有官吏及民众的地位、工作和生活习俗,一切如常。

“我今天到这里来是为父老除去生活疾苦,不是来欺负和抢夺你们的,所以大家不用恐惧惊慌。”

“也因此我下令所有军队撤军到灞上,并等待其他诸侯军队到来,重订规定统治管理的办法!”

刘邦并派遣使者配合秦国原任官吏,到各郡县乡邑张贴公告,表示彻底执行之决心。

其他的西征军团将领看出刘邦维持军纪的决心,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关中地方很快又恢复了秩序。

咸阳城的官吏、百姓和关中各乡邑的大老、村民,想不到亡国后仍能获得如此保障,无不大喜,争先恐后地持牛、羊、酒到军中劳饷。

萧何便告诫刘邦不要接受,以充分表示爱民和不扰民的决心。

于是刘邦抚慰前来劳军的秦国大老说:

“我们军队的精粮很多,若不缺乏,绝不劳民,你们自己好好保存起来吧!”

秦民因而更感其恩德,唯恐刘邦不为秦王。

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道理,的确被刘邦集团发挥殆尽了。

中国战史上的又一悲剧

项羽在接受章邯投降后,封章邯为雍王,并将之留在自己身边以就近监视。

又将秦军二十万投降的官兵,委由和叔父项梁颇有交情的上将军司马欣率领。

解除了这支秦国最可怕武装部队的牵制,项羽自然火速向关中推进。

这时候发生了件严重的悲剧。

章邯不在军中,司马欣虽能干,但他是策动降楚的主谋,早已失却部属的信心。加上项羽不相信秦军能心悦诚服,又派遣不少楚军的中低层将尉和小领队参杂于秦降兵中。

在这以前,秦军一向看不起诸侯军,所以彼此相遇时,诸侯军经常是受辱者。如今诸侯军反奴为主,自然也不会善待秦降军了。不但这些干部经常欺凌其他部队的士兵,也常借故攻击秦国的降卒,甚至公然取笑、侮辱他们。

司马欣个性温和,面对这种事件,只有抚慰秦卒,不敢公然向项羽抗议。

因此在总司令部的章邯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

秦降卒怨恨愈积愈深,忍无可忍之下又投诉无门,乃相互私下讨论:

“章将军劝我们投降诸侯,可以获得很久好处,结果他们三人为王,我们却受此非人道待遇。如今我们若能攻入函谷关、击破秦皇室,总算能回到故里,如果不能破关,诸侯军势必强押我们到东方。这样我们不但远离家乡,并且将受到一辈子的奴役;秦皇室也会因为我们叛降而尽诛我们的父母妻子。陷此困境,怎么办才好呢?”

议论纷起,秦降军部队呈现极端不稳状态。

不少楚军干部也传闻秦降卒可能再叛变的消息,乃紧急向总司令部密告。

项羽对秦军素无好感,决心以最极端的手段彻底解决此问题。

其实最让项羽心中不平衡的是粮食问题。二十万降卒每天耗费的粮食相当可怕,虽说秦军有他们自己的粮食,但这个时候两军的粮秣补给早都陷入了困难。因此能少些人吃粮,对指挥官立即可减低不少压力。

于是项羽决定:杀!杀!杀!

但二十万秦军,用刀砍得要许多人力和时间,万一激怒了他们而全部奋起抵抗,楚军可能要受不少伤害。

项羽思考良久,使私下召见英布和蒲将军密商道:

“秦国官兵甚多,然而他们心中不服,如果在函谷关前倒戈,必危及我大军安全。不如现在便击杀他们,只要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和我们入关即可。”

当晚军队已到达新安城,新安城南有个陡峭的黄土高地。

项羽先邀请司马欣、董翳到指挥中心,表示有要事商量,并由英布暂时代理司马欣统率秦降卒军团。

两人不疑有他,又以为可赴总司令部会见章邯,或可反应秦军被欺负之事,便欣然前往。

三人在当夜均被灌酒,醉卧楚军中。

英布则将二十万秦军驻营设在新安城南的台地上。

蒲将军率预先埋伏的楚军,趁秦军就寝后发动攻击。仓皇中,二十万秦国降卒陷入极度恐惧中,又因缺乏领导而相互乱成一团,自相践踏至死者不计其数。

由于服饰不同且楚军手中持有火把,秦军有如俎上鱼肉般地任宰任割,惊慌中有很多人向悬崖削壁退却而一一掉落坑谷中。最后集结的残余秦军眼见大势已去,也在恐惧愤怒中纷纷跳落坑谷自杀。天未亮前,二十万降卒竟全被歼灭。

项羽、章邯同时恶名昭彰

在历史上,项羽虽是位失败者,但他的英雄气魄和悲剧精神却也得到不少人的同情。

战场上杀人或许是不得已的罪恶,但对降卒的坑杀行为则属集体性的谋杀。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继长平战役时白起坑杀赵国降军四十余万后的另一桩大悲剧。项羽在这事件上所表现的残酷,比“杀人机器”白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白起面对已成为饿莩的赵国降军,根本不知如何来接纳他们,因此为了粮食之分配不得不大开杀戒。事后白起还因心里承受不了此一冲击,而病了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最后他因和范雎政争被赐死,自杀前夕,仍对坑杀赵军事件耿耿于怀。

项羽则显得自信多了。或许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仗要打,使他无法顾及这屠杀事件的心理负担;又或许他真的一点也不在乎,生命对他来讲根本无足轻重。

但不论如何,这事件已显示项羽没有资格成为政治上的经营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坑杀降卒是令谁也不敢轻易忘却的恶行。因此项羽里拥有绝对优势,却无法顺利成为新中国的政治领导者,的确是有其“自作孽”的因素。

然而范增为何没有给予有效的制止?其实只要彻底解除武装,或杀掉几个领导分子,这件事情便可作有效的处理。谁知身为军师的范增虽以“多智”见称,但在处理此事上却又那么地颟顸无能。

如果和刘邦及其班底在关中的表现相比,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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