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俩对对方的第一印象都不是太好，我觉得她趾高气昂狗眼看人低，她觉得我呆头呆脑像个弱智，但是李老太太一直从中斡旋，先跟叶红说赵超美这孩子挺好的，虽然劳改过，但绝对不是坏人，而且一米八的大个子，又能干活又抗摔，领出去也体面，多好啊。又跟我说叶红这孩子挺好的，人没有坏心眼，就是脾气有点大，不过没关系，你这么大的个子还治不住她吗？再说了，人家爹妈都是锅炉厂的领导干部，你跟她谈上对象，到时候把你弄到锅炉厂上班去多好。
说实话，打动叶红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打动我的就是这最后两句话，跟媳妇相比，我更需要一份工作，只要有工作，别说是让我娶叶红，就算是让我娶李老太太，我都没意见。后来赵跃进说我这是为五斗米折腰，没骨气。这话我只当他是放屁，我是个两劳释放兼待业人员，年龄三十岁，个人资产三十块，别说五斗米了，您给一斗米，让我折哪我折哪，什么饿死不食嗟来之食，别的不说，先饿两天试试吧。
经过李老太太的成功斡旋，我和叶红又见了几次面，也就发现彼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讨厌，都还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其实人这辈子就是这样，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一定得有爱情，得找一个自己爱也爱自己的才行；等到三十岁的时候，爱不爱情的就不太重要了，找个互相看着不讨厌的就行了；到四十岁的时候，讨不讨厌都没关系了，找个没病没灾的就行了；再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能有个活的就不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我和叶红就算确定了所谓的恋爱关系，互相见过了家长，得到了“好好处，不许打架”的指示，就开始讨论结婚的事儿了。从认识到讨论结婚，大概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吧。当然了，这个事按照现在的标准，算不上快，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速度也算是“闪婚”了。之所以这么快，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锅炉厂要分房子了。
提起中国的福利分房制度，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要分房子的单位都有分房小组，小组成员多是单位领导，先设立分房标准，把有资格的选出来，标准很多，比如多少年工龄啊，家里多少口人啊，人均住房面积啊，是不是要结婚啊等等。选出来以后让这些人先申请，然后再筛选，什么评分啦抓阄啦等等等等，要筛好几轮，就跟现在选超女差不多。那时候一听说分房子，这单位可就热闹了，晚上有人拎着大包小包把单位领导的家团团包围，白天有人杀鸡抹脖喝药投河。什么朋友翻脸兄弟反目，多了去了，闹得是鸡飞狗跳人上吊，中国人的激｜情与活力尽显于此。相比之下，现在可就没劲多了，就剩钱的事儿了，只要有钱，您想住多大的房子都行，要是没钱，不好意思，立交桥下面很凉快，您请便吧。
本来呢，按照人家的分房标准，叶红不管是工龄还是家里人均住房面积都不够格，如果想要分到房子，就只好占要结婚这一条，她爹在锅炉厂也算是实权人物，只要差不多够条件，自然有本事给姑娘搞到一套房子。
所以我们这个恋爱谈的吧，不像谈恋爱，倒像谈生意——你们家给我安排工作，我跟你们家姑娘结婚以满足分房条件。妈的，卖身不卖艺，弄得我跟个老表子似的。
我未来岳父的能力不小，工作的事很快就给我安排好了，我被安排到锅炉厂膜式壁车间，经过培训后，当上了焊工，月工资一百三十八块九毛，从一个烧锅炉的变成了造锅炉的。
说实话，当时对我来说，有一份工作远比娶一个媳妇重要，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证明我可以养活自己，我不比别人差，我一样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一想到这我就欣喜万分，恨不得冲到大街上随便拽住个人，揪住脖领子大喊一声：“大爷的，老子是焊工！”
结婚的事也很快定了下来，我和叶红开了介绍信，领了结婚证，婚礼定在了1989年11月19号。我给赵跃进和赵援朝都发了电报，让他们领着家里人都回来。我还把我住的那间小屋收拾了一下，暂作新房，等房子分下来再搬。我妈从老五给的三万块钱里拿出来两万，一万作了彩礼，一万置办酒席和一些家具电器，这就算万事俱备了。
我结婚的那天，那场面，那叫相当壮观，赵跃进和小黛农回来了，赵援朝和我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子也回来了，还有我们的介绍人李老太太，锅炉厂的同事，都是叶红的姐姐妹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我和叶红都不认识，自然是冲着我的岳父叶科长的金面来的。就连久违不见的赵红兵也不知道从哪蹦出来了，赵红兵竟然留了一脑袋长头发，弄得还挺飘逸的，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以为也是叶红的姐们呢，心里还说这女的咋长这么难看？结果人家远远地就管我叫六哥，我这才认出来是我们家老八，赶紧从兜里摸出一个红包塞给他。
那天大家都挺高兴，尤其是我妈，儿子姑娘儿媳妇都到齐了，还有个大外孙子，把老太太乐得跟包子似的，满脸都是褶子——她差不多有二十年都没这么开心过了。
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老妈、弟弟全齐了，旁边还有个作小鸟依人状的媳妇。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我在心里偷偷地想，这个是不是表示我就要过上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了？
然而很可惜，事情并非如我所愿，当天晚上我和叶红就干了一仗。
那天晚上闹洞房的家伙们折腾到半夜，走之前又给我灌了有半斤酒。俗话说酒乃色之媒，这半斤酒就弄得我有点发春，想想看，自打我进监狱到现在差不多六年，这六年我只能跟自己的右手较劲，如今一个大活媳妇就躺在床上，身上就只有一些很简易的包装，场面如此香艳，自然是急得我抓肝挠肺。于是我借着酒劲坐在叶红旁边，动手动脚地想来个洞房花烛夜，结果这叶大小姐奓着两只手高击低挡，就像武林高手切磋武功一样，跟我见招拆招，死活都不让动，嘴里还嚷嚷说：“你乱捅什么你？”我还以为人家害臊，心说又不是要杀你，捅你是合法的，政府都给发了证了，你乱叫什么？于是加倍努力，准备先把裤子给她扯下来。结果我这一扯裤子不要紧，叶红突然发飙，一阵佛山无影脚，通通蹬在了我脑袋上，把我蹬得直接坐在了地上，我当时就急了，跳起来就骂：“妈的干什么你？才他妈结婚就想守寡啊？”
叶红拽着裤子板着脸说：“咋的，就不让你动。”
“怎么个意思啊？”我莫名其妙。
“我问你，白天长头发那个男的是谁？”叶红问。
“我弟弟啊，我们家老八啊。”我说。
“你给他什么了？”叶红说。
“红包啊，我给了他一红包。”我说。
“那些红包应该是给我们娘家人准备的，你怎么给你弟弟了？”叶红说。
“我给我弟弟个红包怎么了？那是我弟弟啊，再说了，你们娘家人该给的也都给了啊，没少给谁啊。”我说。
“那……那你给个小的就行了呗，干啥给个大的？”叶红嘟嘟囔囔说。我心说你他妈的眼神够好的，站那么远都分得清红包是大的还是小的。
“我弟弟老在外面，难得还记得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给个大的不算过分吧？”我敷衍着说，心里已经憋起一股火。
“那你也得先问问我啊。”叶红仍然不依不饶地说。
“不至于吧？”我干笑一声说，“不就一百块钱吗？就这么点事儿我都做不了主吗？还得请示你？”
“笑话。”叶红冷笑一声说，“一百块钱不是钱啊？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工作是我爸给找的，还跑到我面前来装阔？你也不嫌害臊。”
这句话相当刺心，顶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紧咬着牙，脸涨得通红，很想立即发作。可是一想人家说得没错，你工作是人家爸爸给找的，又想算了，可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这么怒也不是笑也不是，场面相当尴尬。
叶红大概也觉得后面这句话说得有点重，就小声说：“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的意思是咱俩这都结婚了，你什么事得跟我商量一下不是？”说着伸出手来拉我。
我一把挡开叶红的手，心说去你妈的吧，翻身躺下就睡。
那天晚上他妈的什么也没干成。
我原以为这不过是叶红心疼钱耍耍小性子，甚至还告诉自己这样的媳妇挺好，节俭持家是好事，可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她这个节俭是分人的，对别人很节俭，对自己很大方，为了臭美什么都舍得，今天买件蝙蝠衫，明天烫一爆炸头。尤其是那爆炸头，花了好几十块，烫完了以后那脑袋有锅炉那么大，还跑到车间来找我显摆，全车间的工人都吓一跳，以为我们家煤气罐炸了呢。
如果说争吵是婚姻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不能同意，因为争吵基本上是我婚姻的全部。婚后的叶红表现出了超强的控制欲，不光是钱的事儿，大到分下来的新房子怎么布置，小到牙刷是头朝上放还是头朝下放，一切都要她说了算。说出来不怕丢人，就连干那事她都想控制，弄得每次我们俩做事都像柔道比赛——总是试图把对方压在身下。
不可否认我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因此对她的这种控制欲我很反感，总觉得不能惯她这毛病，因此经常据理力争毫不相让。而每次吵到最后，叶红必然搬出她爸爸给我找工作这件事，那意思就是说，既然我连工作都是她爸爸给找的，我怎么还能好意思开口跟她吵？她就是我们家的衣食父母，我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把她像菩萨一样供起来，否则我就是对不起她，对不起给了我工作的她爸爸，更对不起给了我女儿的她妈妈，总之就是对不起她全家，理应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这事儿算是我的一条软肋，她只要一提这个，我就暴跳如雷摔门而出，次次如此无一例外。
除了超强的控制欲，叶红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较真儿，丝毫没有幽默感。我记得有一年冬天，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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