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攻占南京是遵照华中方面军的命令而行动的。因此，屠杀中国军民没有长官的命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造成大屠杀的严重后果。我们先来看看攻陷南京时日军指挥官对处理俘虏和一般市民的指导思想。
1984年12月《历史与人物》增刊号发表了会攻南京的日军侵略军第10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该日记在1937年12月13日那天这样写道：
“大体上我们没有留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一千三百名，还有七八千名集结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另一个办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二百，引至适当地方下手。”
中岛于12月21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其他各师团随即撤离南京。但是该师团继前九天的大屠杀后继续进行搜杀散兵和可疑的市民。1938年元旦，日本陆军省获知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了解情况。身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中岛竟对阿南放肆地说：
“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
可见，南京大屠杀来自侵华日军指挥官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我将在《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中详述。
南京失陷前，第三国留在南京的外侨记者、教授、传教士等人出于人道主义，仿效上海收容难民的做法，在南京城里设立了难民区。由德国的雷伯（或译拉贝）为首和美国的史密斯。梅奇等27人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收容难民和救济工作。该委员会自动划定难民区的界线为：南起汉中路，东起中山路，北迄山西路，西迄西康路。界内有3。86平方公里，分设金陵大学、金陵文理学院、南京神学院、南京法学院、德国俱乐部、国民党最高法院、无锡同乡会等25个收容所，估计可容纳25万多难民。该委员会在日军侵占南京后，当即向重返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呈文，要求对难民区进行保护。但华中方面军渺视国际法，未予以承认，并派武装进入难民区抓人、强Jian、抢掠，无所不为，使得安全区反而成为日军搜杀俘虏和市民的重点攻击区。
留在南京的外侨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尊重他人的人格，厌恶战争，主张人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说他们持有反战思想而无反日情绪比较恰当。看到日军侵入南京后的暴行，他们曾出面为保护难民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主张公道的愿望一次次被日军否定后，他们对日本军不满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不过，直到此时他们也未见得反日。但可肯定，他们对日军暴行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金陵大学贝茨（亦译贝德士）博士曾就南京城内大屠杀的情况，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他有一段证词说：
日本军入城后，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者的数字。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全然不包括遭屠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辩证一二三四。《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以下简称《记录》第三十六号＇）
贝茨和斯迈思只能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如实地向法庭作证，当然不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全部评估。洞富雄先生说：“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道的范围内，城内有12，000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集体杀害，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12，000个这个小数目。（《大屠杀》第33页）
洞先生分析的很中肯，其原因他们受到日军恐怖威胁，行动上受到限制，只能就其所知在法庭上作证。同时，就日本军野蛮行动人们也会想象得出更大的屠杀可能在贝茨和斯迈思两教授的视线之外发生。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鉴于南京告急，听说向南京扑来的日本军沿途烧杀、奸淫和抢掠，便留在南京想亲眼看看真假，一直坚持到15日才离开南京。他就亲眼所见到的惨状这样写道：
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遭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遍市民的尸体（《大屠杀》第293页）
12月13日，日本军一侵入南京城内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杀人。对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作了证实。他与作家城山三郎所著《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载《潮》1972年12月号）中说，日高信六郎谈话时说：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马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鉴于13日如此严重的恐怖情况，许多人都不敢出门。当然德丁记者也会担心在未被日本军辩明他的身份前便有可能死在日本军的“砰砰”枪声中，因而未必敢于冒生命危险去碰运气。这样他的采访应在14日或15日上午。如此仓促的采访从中推测出市区南部和西南部被杀害的市民“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死亡总数大致相同”不够准确。其原因是12月15日之前该记者不可能知道守卫南京的中国部队到底死亡多少。但德丁的报道证实了第18师团第23联队在南京城内南部和西南部杀害了数目惊人的普遍市民。由于该联队残忍成性，屠杀了大量市民，而水西门内外属于23联队“扫荡”区域内，城墙两侧屠杀俘虏和市民也该是23联队所为。这样，1984年8月4日，《朝中新闻》报道的第23联队那个上等兵日记的内容与此相吻合。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会长许传音，在日军屠杀南京中国军民时，他一度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就南京陷落的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景，其证词如下：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马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糊。我所看到的这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害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的却伸直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500具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了，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记录》第35号，第25页）
12月14日晚上，在中央路上作者借助微弱的月光和下关方向的火光也曾看到同样的惨景时，被吓得呆若木鸡，不敢移动脚步。
许传音的证词证实了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制造“两条血路”的暴行，该证词与佐佐木元胜在中山北路所看到的惨景和《访问中华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中提到的“两条血路”互相印证，互为补充，证实日本军的暴行确实罄竹难书。
以上均是南京大屠杀中的部分情景，但由此足以看到南京城里城外大屠杀的轮廓。
1注：当时中文翻译“雷伯”，后同。作者注。
第三部分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第30节 外国人之目睹及其文字记载（1）（图）
广田弘毅在致日驻美国大使馆电中承认日军在南京等地用血腥手段使“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抵赖，这是因为南京大屠杀的铁案由6个方面的证据所铸成。
1。幸存者亲身遭受的迫害；2。外国人之目睹；3。加害者的坦白；4。掩埋尸骨的数据；5。东京审判的定案；6。最近在国外发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
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尚有1700余人健在，对当年所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今天，我们理直气壮地重申：我们这些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日本方面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想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我们针锋相对，坚决地拒绝，且已下定决心，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中国人民的地位，准备就南京大屠杀一案，在任何地方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直到他们认罪道歉。
谈到见证人，其次应该是当时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国友人。他们主张人道主义，支持正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立场坚定，同情中国人民遭受日军的屠杀和蹂躏，以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事实向全世界做了报道，受到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他们所提供的材料是珍贵的历史见证，也是日本某些人想翻南京大屠杀案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是日军将领留下了进攻南京的纪实、日记，以及后来出于良心上的反省，日军中的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写出了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叙述了日军屠杀、奸淫等暴行，成了南京大屠杀不可多得的证据。这些证据的出现，应该把它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彻底崩溃。这些文字前因后果清清楚楚，在嘲笑“否认者”的同时，给了他们一记又一记的响亮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