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最为重要。要对历史负责；在外交上，一般是在友好时就光谈好的，叫作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关系破裂后就光谈坏的，以激励对对方的仇恨。……其实双方心里都明白，你说的是假的，人家也不会当成真的，反而失掉了诚实。如果你们双方都用外交辞令，那还不如不谈好！”
“的确如此！”我由衷地表示赞成。
“说实在话，我在越南这块土地上前后两次战斗工作了八年，的确是没有一点私心，把全部精力，智慧，贡献给越南的解放事业，当我们的工程即将结束之时，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伤心。我对两次赴越支援他们抗击外来的侵略，深沉的思考过，我有权利和义务说出我自己思考的一切。平时，我问在心里，憋得难受。……”
孙洪林有些愤慨，我看着他那被热带阳光晒得苍黑的多皱的脸，心头竟然漾起一种沉重的怜悯的感情，我不禁要问：
越南！你的迤逦的群山，密密的丛林，肥沃的土地，拿什么来回报他呢？
我心中暗自决定，不管有多少困难危险，我也要到奠边府去，去看看当年中国的军事顾问团为越南解放而战的地方！
那里的每一块高地都是他们屹立在历史上的丰碑！
那里，真正孕育了越南北方的光辉的黎明。
（二）有幸还是不幸
这一天浓云低垂，没有敌机的袭扰，对于习惯了嘶啸和轰响的居民来说，反而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似的。我刚刚把支队长送走。就看到宣传科张科长向我走来，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严峻，不苟言笑，似乎当组织科长或是保卫科长更合适一些。我请他进竹棚来坐，他欣然进来，显然是有话要说。
经过一阵寒暄问候的客套话之后，他坐了下来。
他说，他曾参加过抗美援朝，1951年在60军180师的宣传队当小队员，不会演戏，就调到连里去当文书。
一听他说是180师，我的心头不由“咯噎”一震，我没有参加抗美援朝，但我知道60军180师在朝鲜战场经过了一场令世人怵目惊心的惨烈战斗，几近全师覆没，除了少数人员突围之外，伤亡、失散、被俘达七千多人。无疑，他是一个幸存者。这位从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归国又到这懊热如烹的亚热丛林来尽国际义务的四川人，立即获得了我的崇敬。但我此时，询问他在朝鲜战场的经历，显然不合时宜。他是四川巴中县人，叫张中来，这是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以为他要跟我谈谈家乡的事情，在略为嗫嚅之后，却向我谈起了乔文亚的问题，他说：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向你说，所以犹豫了很久，也许你能做做乔文亚的思想工作。……你还记得前几天他陪你到卫生队去的那天晚上吗？”
“怎么了？”我已经猜出他要说的事情了，却明知故问，以便思索对策，我对这位科长漾起一种反感，你怎么好在一个客人面前来核查自己部下的隐私呢？为什么把客人推到揭秘的尴尬境地呢？
“那一夜他既不在卫生队也没有回支队部来，”张科长面呈为难之状。“他又跟那个越南姑娘幽会去了，作家同志，你知道，这是党纪军纪所不能容的，我之所以来向你报告这件事，是想请你开导开导他，免得他犯严重错误，本来……不想麻烦你，后来想想，也许你最合适。
“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有些明知故问。
张科长简述了乔文亚和黎氏娟的接触经过。基本上和苏军医所说相符，只是更详细一些。
“你以为我跟他谈的效果会好一些吗？”
“是的！”张科长恳切地说，“他是我们科的干事，来越南后就调到友谊办公室工作。从公心说；我爱护他。希望他不要犯严重错误，有损五个伟大代表的形象；从私心说，我不希望我们宣传科出个大事故。我私下警告他几次，近乎无效。如果采取激烈方式，必然造成公开化。他是大学生，文化水平高，我说不服他。你来之后，他对你怀有景仰之情，我想，他会信服你的。……”
“这是一个难题，”我沉思了一下，然后爽快地答应说，“我可以跟他谈谈，如果方便的话，请他晚上就来。……”
乔文亚喊了声报告来见我时，似乎带着一种激越的情绪，没有我预想的那种烦乱和苦恼之态。显然，张科长已经告诉他这次谈话的主题，我已经为他备好了茶水和水果，以便消除谈话的紧张气氛，其实，这种紧张状态并没有出现：
“黎老师，这事即使你不找我，我也会主动找你来谈的！作为军人来说，我自然知道我和阿娟的爱情是违反军纪的，我也知道悲剧的结局在等待着我们，但我不后悔，也不害怕，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人世间最纯洁、最优美的爱情。我也知道，卫护和保持这种爱情，既需要勇气，也需要牺牲。……“
乔文亚竟然首先向我发动了攻势，我尚未从国内文革气氛中完全摆脱出来，陡然听到了这样坦直的强烈的爱情表白，惊诧不已。一时间竟然找不到话说。
“黎老师，你一到支队来，我就想找你谈这个问题，因为，只有作家，才能理解人生的真谛，才能懂得什么叫崇高的爱情，什么叫抓住幸福！……”
“抓住幸福？”我疑惑地问，“这个‘抓住”是什么意思？”
“人生，真正的幸福是不多的，当它在你生活的激流里出现的时候，你不抓住，它在瞬间就流逝了，你将后悔终生。……”
“这么说，你和黎氏娟的爱情是你抓住不放的人生幸福了？！”
“正是这样，”乔文亚对这种严重的错误竟然毫无愧悔之意，自然也就没有改过之心，“我想，黎老师一定会理解我。……”
“我不理解！”我用一种反击的口吻严肃地说，“我倒觉得你是抓住了痛苦，因为这种异国之恋本身就是一种悲剧，你是军人，又是共产党员，那就更为严重，我对“抓住’是这样理解的：‘抓住’属于你的；摒弃不属于你的。”我看他想反驳我，立即补充了一句：“不被军纪和国法允许的，即使你‘抓住’也应该及早放弃。……即使你和阿娟已经海誓山盟而且真心相爱，那也要想想后果。……”
乔文亚悲叹了一声，显然，他对我的态度表示遗憾。本来，他是想在我这里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庇护的。
“黎老师，咱们可能陷入一个很普通的甚至很稚气的争辩里去了，你讲的是‘理智’，我讲的是‘感情’。你的结论自然是正确的——感情必须屈从于理智。可是，世上的事情往往是理智服从了感情。甚至连伟大人物都不可避免。……而且理智和感情就能分得那么清吗？……譬如说，你想去奠边府，明明有很多困难，甚至还有危险，从理智上，你可以不去；从感情上，你总想去，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微微笑了，这的确是个很奇妙的问题，他使我产生了无穷的联想。小到家事，大到国策，感情用事和一意孤行的例证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且感情和理智既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
电灯忽闪了几下，突然灭了，我们被告知柴油发电机出了毛病，需要修理，乔文亚问我要不要点上蜡烛，我说：
“算啦，摸黑谈话也许更好，咱们不作抽象的辩论，还是谈谈你和阿娟的事怎么发生的吧！”
“一见钟情！”乔文亚不加思索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去卫生队路过的那个高机连阵地上。她带着她的民兵小组给阵地上的战士们送水、送弹药。那时我正在阵地上，我们两人的目光互相望了一眼，就无法分开了，我不是文学家，我没法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想，那时的痴迷之状一定非常好笑，我想，世上还没有一个姑娘给我这样大的心灵的震撼，我希望你能在访问黎东辉时见到她，我用越语向她先致问候，她倒用汉语和我说起话来，她说，她曾在友谊办公室看见过我，那时，我正在低头写字，没有注意她。……
“后来，她们民兵小组给高机连的战士们跳‘竹笠舞’，唱越南古老的歌曲‘军鼓调’，唱《解放南方》和《为人民战斗》；我们两人谁也没有离开谁的眼睛，后来，黎氏娟说，她要独唱一首中国的广西民歌，是她祖母教给她的，献给她最心爱的人。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给我一种亲切乃至神圣之感，任何赞美的言辞都是对她的贬抑，我知道，我已经为她的美丽的脸庞、啊娜的舞姿、奇妙的歌喉所陶醉了。……
“那首广西民歌叫《他知道不知道》，显然，她是唱给我的！是为我一人而唱的！”
“何以见得？”
“她是用越语唱的，阵地上只有我一个人懂越语。你听过这支歌吗？”
我表示没有，他说：
“这是一个姑娘唱给她的情人的，我不会唱，我只能给你念一段歌词：
山青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
小小船儿撑过来，它一路摇啊摇；
为了那心上人啊，我起呀么起大早，
也不管啊路迢迢，我情愿多辛劳。
山青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
一心想着他呀他，我想得心真焦；
为了我那心上人，睡呀睡不着，
我只担心找不到，那叫我怎么好。
山青水秀太阳高，好呀么好风飘，
三步两步跑呀跑，快快赶到土地庙，
我情愿陪着他，陪呀么陪到老，
除了他呀都不要，他知道不知道！
也许和国内的“忠字舞”、“语录歌”的反差太大了，也许国内的政治风暴使我的思想僵化了，听了这种软绵绵的情歌觉得很不对味。我说出了我的反感。
“黎老师，这充分反映了越南人民的战斗信心和乐观情绪。”乔文亚感到我太不了解越南了，“在一次联欢会上，越北军区司令说得好，他说‘越南从南到北到处都是火药味，就是舞台上一片温馨，’战争和欢乐和爱情并不相悻。……”
“难怪越南不反修了！”
乔文亚用一种异样的声调反问我：
“你以为我们国内的情况是正常的吗？你为什么没有投入到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去呢？”
乔文亚给我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今是而昨非”，举国上下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