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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萨克（Казак）这个词来自突厥语，是俄国的民间文学中的“绿林好汉”，很多书上都解释说是“自由自在的人”，其实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盲流”。15－17世纪在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逐渐聚集成群，受西南部草原地带突厥民族的影响，养成了一种善骑射、不受管束的有独特文化的认同关系，大量的逃农聚集在南俄草原一带，沙皇在迅速扩张过程中对南部草原也只有名义上的权力。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亦农亦兵，长期处于半军事状态。东欧平原山少，哥萨克多是以河流命名，比如有顿河哥萨克、伏尔加河哥萨克、乌拉尔哥萨克、西伯利亚哥萨克、外贝加尔哥萨克、库班哥萨克等。沙皇政权自然了解这种半军事体制的自由人大量集结对国家的危险，但是一时间鞭长莫及而无可奈何。由于沙俄的地理环境，人口稀少，中央政权的管辖能力有限，不像中国传统社会可以完全融化并吞掉社会的异己力量，这些因素都使哥萨克逐渐坐大。同时统治者也需要这些勇敢善战的人来防御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通过草原的商队经常受到鞑靼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袭击，因此就需要军事方面的保护，只好借助哥萨克人为帝国戍边征战，早期欧俄周边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草莽英雄”一般采取怀柔政策，在这种条件下便形成了一个叫“哥萨克”的特殊人群。
它们的组织形式是军民合一的部落形式的自治体，他们建筑一种特殊的营地叫“塞契”（或译为“营地”），由土围子、堑壕、原木围墙和带有射击孔的塔楼组成，营地定期举行全体成员大会，其中以乌克兰的札波罗什哥萨克最为有名。他们聚居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激流险滩段（札波罗什即激流之意），形成著名的“札波罗什营”。这是一种独立的军事自治流动组织，大部分居民依靠战利品为生，一部分人从事渔猎与养蜂，只有小部分已婚年长的人务农。但从17世纪起，哥萨克在草原占地从事农业生产已逐渐常规化，以自治的村社组织来耕种“什一税田地”，即1/10用于军事哥萨克的粮饷，组成自备武装的轻骑兵（以顿河马、弯刀和长矛为主要装备），到自己地盘以外地方抢劫，尤其是在河滩地段抢劫船队，是他们的保留节目。到了冬季商队减少就会到第聂伯河、伏尔加河等沿岸城市出售猎物或做短工。他们也常常袭击黑海沿岸的鞑靼人和土耳其人。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通过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并由这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战时统领军队，平时行使行政管理。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国本土和周边国家盛行的农奴制和官僚制也十分抵触。
最先是波兰人开始利用哥萨克武装人员，他们用登记造册的方式来实行掌控，未经登记的人被认为是非法的。1625年在册的哥萨克是6000人，到了1649年是4万人，1654年则是6万人。这些人受招安归顺以后成为领有封地的哥萨克上层（有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农奴），于是在哥萨克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后来俄国统治者也效法“册封哥萨克”，赐予哥萨克上层人士爵位和土地，承认其自治权力和藩属地位，基本上不干涉哥萨克的内部管理，有时出于统治策略的需要甚至增加他们的人数，把流放的犯人、政治犯和遭贬的人物，例如判处死刑的大贵族家臣等等发配到这些地区。17世纪在俄国南部形成一条宏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绵延数百公里，主要靠“前哨所”和“哥萨克村（塞契）”的军事力量来服役。政府只是尽可能设法不让这些人回到莫斯科以东的内地来。俄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06－1607的鲍洛特尼科夫起义、1667－1671年的斯捷潘·拉辛起义和1773－1775年的普加乔夫起义都是以哥萨克为主力的。1654年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镇压，在军事失利的情况下求助于俄罗斯，当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又经过80年的磨合期到1722年沙俄废除哥萨克人的盖特曼自治，乌克兰总督鲁缅采夫把10个哥萨克军团改编为俄军的10个正规骑兵团。
“有奶就是娘”的生存哲学
哥萨克运动具有打家劫舍的“绿林思想”和“有奶便是娘”的“傍大户”风格。在河滩地段打劫过往商船是他们的重要经济来源，哪一边的统治者剿灭力度加大就去投靠其他的统治者。尤其是黑海和里海靠近出海口的哥萨克，在俄罗斯境内作案，如果受到官兵的追杀就去为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大汗服务。“易倒戈”的朝秦暮楚的“骑墙”特点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哥萨克不是一个民族，成员多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有白俄罗斯人、波兰人、摩尔多瓦人和波罗的海人，大都是不堪忍受本国政府的压迫才逃到管制力量薄弱的“三不管”地区，借助外力抗击宗主国是哥萨克的老传统，尤其是地处边缘的哥萨克，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政治认同模糊，游离于几大政治势力之间，17－18世纪在几个政治势力的夹缝中生存，拉甲打乙、联乙攻丙，曾经与土耳其苏丹结盟、向克里木的鞑靼汗示好、也曾投入过波兰王国的怀抱、忽而又效力于莫斯科的政府，出尔反尔都不足为奇。波兰、俄国、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哥萨克来打击国外势力的，但本身对他们又极不信任。
哥萨克自身的历史十分复杂，哥萨克各集团之间、长老和军事统领之间、农奴和哥萨克之间、哥萨克和政府之间、哥萨克与支持其力量的外国势力之间，都存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不可能完全驯服于某个政权，但是又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哥萨克的生存哲学是游离于夹缝和边缘，尽可能地保持自己的自由度。在札波罗什的哥萨克中就一直存在着“亲莫斯科派”与“反莫斯科派”，这两派根据沙皇的打拉力度此消彼长，而沙皇对他们的忠诚程度历来是不抱希望的。彼得一世就说过，乌克兰哥萨克所有的盖特曼（共有17位），除了赫梅尔尼茨基和斯科罗帕茨基以外，其余的都是变节者。但是历代沙皇都明白，对这批桀骜不驯的人安抚政策比镇压更有利。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人，可能都会记得，主人翁格里高利像候鸟一样一会参加红军，一会儿投靠白军，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信奉什么价值观？其实这一方面说明他信奉哥萨克自治思想，反对外人染指“他们自由的土地”，另外也表现出典型的哥萨克“有奶便是娘”的一贯风格。所以沙俄时代哥萨克被利用作为镇压人民运动的工具。
犹太人的天敌
长期以来哥萨克一直与犹太人势不两立，他们同是缺乏国家认同没有归属感的流浪群体，但是生活习俗与价值观却有很大的差异和对立，有人说哥萨克和犹太人对立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人一样”。20世纪初俄国的犹太人和哥萨克人数大体相当，犹太人有530万，哥萨克约440万，分别占总人口的3％、2％，都是少数群体。但是生活习性、价值观念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犹太人强调读书做生意，有迫切的生存危机感，聚敛钱财，重视教育。这种文化传统逐渐变成一种趋利性的商业资源，孩子需要及早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如果说犹太人一会说话就要读书，一开始读书就要考试，犹太孩子从小就被家长逼上各种补习班，以期早早地出人头地，有一技之长；有尚武精神的哥萨克则恰恰相反，他们蔑视财富，不重视教育，强调平等，习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准军事化生活习性养成了哥萨克人一会走路就能骑马，一会骑马就能射击，过着一种豪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强盗生活。以第聂伯河为界的右岸乌克兰基本上是以波兰人为农奴主、乌克兰人为农奴的大庄园，左岸是哥萨克自治塞契，哥萨克的不事耕作劫掠成性决定了他们经常骚扰右岸，而波兰人自己并不经营土地，全是雇佣犹太人作为管家来管理农奴，于是形成乌克兰人哥萨克十分痛恨犹太人。哥萨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有新加入者补充的集体，而且来者不论出身民族，但独独坚决排斥犹太人，而犹太人对劫掠成性的哥萨克也是惟恐躲之不及，不会去染指这个群体。
没有自己祖国的犹太人在东欧各国从事当地人鄙视的商业、银行、管家等行业，长期的积累使犹太人具有经商才能与意识。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不允许教徒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所以这一领域的从业者大都是犹太人，也大都比较富有。同行的当地居民自然竞争不过他们，在乌克兰人和俄国人看来，犹太人从事的都不是“正业”，是坑蒙拐骗之术，是一个让人藐视的食利阶层，而犹太人又不掌握权力，政治地位低，处在统治者的打压之下。因此长期以来犹太人成为集体泄愤的对象，民间的反犹情绪经久不衰。在很多欧洲国家，犹太人往往是多数群体攻击的对象，俄罗斯也不例外。但充当急先锋的，却是另一个与他们人数相当的少数群体——哥萨克。
《骑兵军》背后的故事
17世纪中叶，在波兰和俄国第一次爆发沙皇主导、哥萨克充当急先锋的屠犹活动，有数万犹太人被杀。对哥萨克来说，屠犹既过瘾又有斩获，此后哥萨克的屠犹从未停止过，排犹不仅出现在沙皇颁布的法令中，而且化作一种极端情绪在民间蔓延。1903－1906年，第二轮屠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