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理学道学兴起时，开始沉淀。本世纪（十四）末期，这河流终于淤塞成为一个酱缸，构成一个最庞大最可哀的时代。
明王朝使中国文化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狱，一是八股文。
文字狱属于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意义不在客观的解释，而在当权人物主观解释。文字狱的本身就是当权人物作贼心虚的一种反应，越是心虚，越是神魂不宁，听到别人说“亮了”，他就肯定是讽刺自己的秃头，因而恼羞成怒。于是知识分子除了被“诬以谋反”外，又多出一种纯属于文字的灾难。——因而我们想到仓颌造字时，神鬼曾经夜哭，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
现在举出例子说明：浙江（杭州）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北京）府学教授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广西桂林）府学教授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这些句子里的“则”，本是“法则”和“标准”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释，当时江南方言，“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显然是讽刺他作过小偷的往事。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处斩。这一批人都是地方学校教师，只不过代地方官员撰写奏章，竟招来杀身之祸。当然，文字狱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对印度高僧释来复最为礼敬。释来复告辞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诗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很明显，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释不同，他说：“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释来复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处斩。
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
科举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进士一科，并分为三个阶段完成。县级考试（县试）录取，称为秀才，即初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省级考试（乡试），录取后称为举人，即中级知识分子。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由教育部（礼部）主持的中央级考试（会试），录取后再参加由皇帝主持（实际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试（殿试），录取后称为进士，即高级知识分子。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样，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大学士）或部长级高级官员。
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至为了然。它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汉、唐王朝时还有学校一途，明王朝则学校不过培养参加考试的人才。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朱元璋更规定考试范围，以《五经》、《四书》为限。《五经》、《四书》，又以理学道学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本世纪（十四）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别颁布一种试卷格式，规定应考的知识分子遵守。下世纪（十五）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规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种文章的体裁，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的，恰恰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四个完整的句子，这形式是严格的，不能改变，改变便不是八股了。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却在精神方面，即内容方面。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八股文中没有“我”字），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却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的禁止独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地代人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如果被主考的试官欣赏录取，便可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至于怎么才能恰当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五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奥秘，和最大学问。
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从《五经》、《四书》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专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赌博时押赌注一样，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时，则落第而归，下次考试再来。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五经》、《四书》都不接触。年轻人偶尔翻阅《五经》、《四书》，或偶尔翻阅历史古籍，如司马迁的《史记》之类，不但自己会懊悔浪费宝贵的光阴，即家长和教师，也必大大的震惊。如果有人竟然对文学艺术，如科学工程有兴趣，那更骇人听闻，会被他的亲友所不齿。知识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酱缸之中，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
明王朝统治阶层曾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为标准。——犹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评价，完全以钱为标准一样。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耻辱，还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学，宣称皇帝即是父亲（君父），所以“君要巨死，臣不敢不死”，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于是霎时间耻辱化为荣耀，本来应该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异的理论基础的缘故，反而大悦。人性尊严被严重歪曲，这正是酱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欧洲历史正开快车，本世纪（十四）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挣脱黑暗时代的枷锁，呈现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国人却被糟蹋到这种地步，真是一个巨大悲剧。
八 靖难之役
本世纪（十四）最后第二年（一三九八），暴君朱元璋逝世。二十二岁的孙儿朱允炆位。
明王朝面临它的瓶颈。
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长子即皇太子（朱允炆的父亲），早死；另一幼子也早死。其他二十四个儿子，全都分封到各重要地区。这些亲王每人都拥有一万五千人左右的警备部队，称为“护卫”。在北方边疆地带，共封有九个亲王。地方军事调动，都要先报请亲王核准，所以亲王又类似军区的太上司令官。朱元璋的目的是，用边疆诸亲王抵抗退出塞外的蒙古人，用内地诸亲王镇压人民对暴政的反抗。
这种现象仿佛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国之乱和纪元后三世纪晋王朝八王之乱发生前的形势，但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明王朝的亲王只有一万五千人的军权，对地方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不过这已使少年皇帝朱允炆不安。朱允炆最亲信的大臣黄子澄、齐泰、方孝孺，一致主张迅速削藩。
削藩，在任何时代都是正当的，一个正常的国家内不允许同时存在很多独立王国。可是有两件事朱允炆失于考虑，第一，当时请亲王并没有割据一方反抗中央的企图和迹象。诸亲王除了王府一万五千人警备部队外，对地方军队并不能直接掌握，还构不上独立王国的威胁。第二，黄子澄一批庸才，根本不懂政治，不是处理这种带有爆炸性事件的良好人选。
朱允炆登极的当年（一三九八），刚把祖父朱元璋埋葬，就派遣军队奇袭开封（河南开封），把分封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逮捕，废为平民，贬谪到云南。这种像对付叛逆一样的发兵奇袭和废贬的严厉处分，使所有亲王大为震恐。明年（一三九九），“有人”告发分封在云南（云南昆明）的氓王朱（木便）有犯法的行为，朱允炆下令废朱（木便）为平民。不久，又“有人”告发分封在荆州（湖北江陵）的湘王朱柏也有不法的行为，朱柏得到消息，全家自焚而死。接着又“有人”告发分封在青州（山东青州）的齐王朱囗，朱允议下令废朱囗为平民。于是又“有人”告发分封在大同（山西大同）的代工朱桂，朱允炆下令把朱桂囚禁高墙。
亲王们在地方上种种暴行，都是事实。但朱允炆这种一连串暴风雨般的措施，暴露了他的目的并不是惩治不法，而且也超过了削藩的范围，分明是要消灭他的叔父一代。
就在代王朱桂被囚高墙后，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分封在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叛变，率军南下，宣称皇帝被好恶的高级官员包围蒙蔽，已不能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使职权奇書网，对这批奸恶分子，必须肃清。这是有名的“靖难之役”，即安靖内部灾难的军事行动。朱允炆对朱棣这种激烈反应，并不认为太出意外。七国之乱终被削平的史迹，给朱允炆很大鼓励，他下令讨伐。
当本世纪（十四）结束时，靖难军和中央军在黄河以北，进行猛烈战斗，互有胜负，没有人敢预测它的演变。
九 东西方世界
一三○五年（蒙古帝国大汗海山，下令凡殴打喇嘛僧侣者断手的前三年），法国人克勒门五世，当选教皇，白罗马迁到亚威农，历时七十三年，世称“巴比仑之四”。
一三二一年（蒙古十一任大汗硕德人刺即位的次年），意大利诗人但丁逝世。
一三三三年（蒙古十八任大汗脱欢铁木儿即位），日本后醍醐天皇讨伐镰仓幕府，皇军攻陷镰仓，镰仓幕府终，共历时一百四十八年。
一三三四年（脱欢铁木儿即位的次年），日本皇军元帅足利尊，逐后醍醐天皇，另行拥立光明天皇，史称“北朝”。后醍醐天皇奔吉野，史称“南朝”。足利尊称征夷大将军，于平安（京都）设幕府，世称室町幕府（室町，足利尊宅名）。
一三三七年（天完帝国建国前十四年），法王胖力六世宣布收回英王爱德华三世在法国分封的土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