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广东阳江县的巡防营不肯屈服，跟起义的革命党人打了起来，最后把革命党堵在当地学堂。在交战当口，由于发现学堂里还有师生，双方居然自动停战，把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放出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打。
中国的新式学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才有的。鸦片战争后不久，教禁开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脚，就开始办学堂。新学堂在新政废科举之后，成为了科举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在人们眼里，跟原来就有的官学，发生了严重的混淆。一时间，似乎小学生就是秀才，中学生就是举人，大学生就是进士。但是，在实际上，新式的教育，跟旧时的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堂里学的，圣贤之书只占一小部分，余下的，都是西方的学问。因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渗透进来。更要紧的是，新式的学堂，出口不像科举时代的官学一样，是科举，学生的目的是进入仕途，即使进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体系中讨生活。而学堂的学生众多，出口是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又没有能力容纳。学生的对官方体系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经大体瓦解，容易离经叛道。可是，由于转型不久，社会上对于学堂，却依旧有着旧时官学的认识。认为那是清要之地，读书人的所在。别说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员，到了学堂，也得把身段放低。旧时的官学，就跟孔庙一样，有牌坊，有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轿。新式的学堂门口虽然没有这样的下马石，但人们心里却有。所以，要大兵们进学堂搜查，他们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碍。
社会对学堂的尊重，对于一个靠兴学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国家才能兴盛。但是，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样，都有两面性，属于双刃剑。因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国家政策出了大乱子，而且没有纠错机制，那么，新事物内部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冒出来，成为摧毁体系的炸弹。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子女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了的老照片看，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