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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出了震动全国的“罢考”风波，按照冯根生后来的说法，“罢考罢了形式主义”。
二是“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1992年，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三是被媒体喧炒的“冯根生难题”事件。经历了1992年和正大集团的合资，而进行的第一次企业改制后，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之风劲吹，经营者和员工持股蔚然成风，正大青春宝计埘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主管单位批准，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作为总裁的冯根生，应该至少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这部分股份需要三百万元的认购资金，而冯根生当时的月薪只有四百八十元，多年积蓄凑起来也就一二十万元，三百万元对于冯根生来说无疑天文数字。半年后，冯根生贷款二百七十万元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按照正大青春宝当时的利润增长速度，已六十三岁的冯根生要还完这笔贷款，至少需要十二年。
可以说，冯根生所见证的既是我国中药业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发展史，又是共和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商业史。
1949年1月，迫于生活，十四岁的我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做学徒，成为这家百年老店解放前的关门弟子。我从1972年起担任青春宝集团前身——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主要领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和我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次次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在国家没有追加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将一家固定资产只有三十七万元的“作坊”，发展成年销售收入十九亿九千万、利税五个多亿的现代中药城。改革难，国有企业的改革更难，要改革发展，必然有矛盾有斗争，要有人当“出头鸟”。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旧体制的束缚，我一次次地成了“出头鸟”，其中印象最深的，至少有十次。
◆好药多磨，推出“青春宝”
青春宝是我们产品中的“当家花旦”，我们集团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它已经走红了近三十年，在杭州市场上牢牢占据着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在浙江省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在“各领风骚二三年，二三年后就玩完”的国内保健品市场上，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回想当初青春宝诞生的过程，充满了突破和斗争，比电视剧还“电视剧”。
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一些条条框框仍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候，药品市场几乎是治疗药一统天下，保健药被斥为是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没有人敢生产。
我们江南地区生活富裕，老百姓有服用保健药品的传统。我当年在胡庆余堂做学徒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中药保健品受欢迎的“盛况”。
就是在“文革”那样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仍出现过几次全国人民集体“打鸡血”、“喝红茶菌”的热潮。这说明，保健药品肯定有市场。在生产中药治疗药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寻找中药保健品的药方。经过反反复复的搜集、筛选和比较，我们终于闯进了古代帝王的宫闱，找到了一剂名为“益寿永贞”的药方。为了证实它的效用和能否用现代化方式生产，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投入实验的动物就超过了一万只。事实证明，它对增强思维活力、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增强心肺功能等方面都有独特功效，对气阴两虚的中老年体弱者具有良好的滋补保健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青春恢复片”，后来就改名为“青春宝”。
别人是好事多磨，我们是好药多磨。就是这样一种药，我们去上级部门审批时，却被一位领导斥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犯了“方向性错误”。结果当然是不予批准。祸不单行，另有一位名头很响的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从这种药的名字看，就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方向”，一个“世界观”，两顶大帽子，的确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压力面前我没有退缩，是好药就不怕多磨。我一方面找各级领导申诉，力争取得支持，另一方面大着胆子，想出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先把青春宝放在工厂小卖部里进行内部销售，取得口碑。一些外宾和国内文艺、演艺界名人服用了青春宝后，感觉效果显著，香港等地的报刊还做了报道，之后一传十、十传百，最终轰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
◆厂房——从破庙到中药城
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杭州第二中药厂。它是1972年从胡庆余堂的郊外车间升级而成的，我担任了这家厂的首任厂长。当初“分家”时，杭州第二中药厂只有三十七万元的固定资产，那时候，全厂穷得找不出一台电动机。一家连一台电动机也没有的工厂还叫工厂吗？
“树根草皮破厂房，黄泥路面篱笆墙。脚踏肩膀扛，满眼破灶桶锅筐……”这是刚和胡庆余堂分家那阵，我厂一位小青年的，“纪实创作”，说得一点不夸张。
建厂不久，一个工作组来我们这里检查，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这哪像生产药品的工厂，简直是电影《夜半歌声》里那座鬼气森森的破庙！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在厂里那间当做食堂的破草棚里，我对全厂职工说：“我们承认贫穷，不能甘心贫穷；我们承认落后，不能甘心落后。
十年后，要把我们的工厂建设成国内一流的企业。”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这句话，还有人把它当成了笑话。
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我们依靠自我滚动，开始了艰难的厂区改造——当初真是难得很，连修路用的水泥，都是从旁边的企业借来的。就这样，一条条道路修起来，一座座厂房盖起来，一片片花草种起来……今天，它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仅厂房就升级换代了四五次。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厂区，既像一家高档宾馆，又像一个大公园，仅厂区的绿化面积就达到4。5万平方米，占到厂区总面积的40％以上。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造，当然遇到了不少阻力，发生了许许多多可笑、可气又让人深思的“故事”。这里只捡早期的三件事说说，它们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件事是修高档次的接待室。那时候工厂只管生产不做营销，我们决定要两条腿走路，接待八方来客，修建一个高档次的接待室。接待室建好后，里面摆上了沙发，铺上了红地毯。这可刺激了某些人：红地毯是国家领导接见外宾时才铺的，你一个小小的科级工厂有什么资格铺它？一时间，惊讶的，起哄的，告状的，指责的，都朝着我们来了。
关键时刻，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们。他指着另一间在建的接待室说：给这里也铺上红地毯！
另一件事是修建“双宝素”大楼门厅。双宝素是杭州第二中药厂当时的另一个保健拳头产品。为了扩大它的生产，我们决定投资修建新的双宝素生产车间。我想，既然是搞基建，就要让它二十年不过时。为了体现现代化、人性化特征，我们在车间一层设计了一个较大的门厅。
这下，一些权力部门的实权人物又不干了，他们说，一个国企的中药生产车间，要这么大的门厅干什么？有了厅就是“楼堂馆所”，不能批。那次我真急了，我最听不得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外资、合资的企业可以豪华气派，国企就该破破烂烂，还有一句是西药厂应该整齐先进，中药厂就该脏乱差。当时我拍着桌子说：“宁可贷款不贷了，大楼不盖了，门厅一定要保留！”结果，这么一斗，门厅真的保留下来了。
第三件事最有戏剧性，这就是“宝丹二亭”事件。当时胡庆余堂在整修，因为我是胡庆余堂解放前的关门弟子，就跑到那里当顾问，有幸结识了在那里主持木工整修活计的王成嘉。王成嘉号称木匠状元，当时已到暮年，他那一手木工绝活深深打动了我。几经邀请，他答应我，要给杭州第二中药厂留下一对江南找不到的亭子。老人家说到做到，几个月后带着他的徒弟来到我的企业，不用图纸只凭心算，制出了几万件各不相同的木质零件，之后不用一钉一铁，把这几万件木零件搭配契合，组装成一对风采别具的亭子。组装完成后，所有零件都严丝合缝，一块不多一块不少。我给这两座亭子分别起了名字，一座叫宝亭，一座叫丹亭。
宝丹二亭造好后，引起了轰动。一些住在市中心的市民大老远地跑到郊区，来看我们的两座亭子。这下，原本对我不满意的某些领导更不高兴了：建接待室、建门厅，多少还与生产有关，工厂又不是公园，弄这么两座亭子做什么？这次他们真的下了决心，要把我这个不安分的厂长调离，我也做好了离职的准备。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来到杭州第二中药厂检查工作，路过绿化区时，他一下就被华丽的宝亭吸引住了，听罢我对这对亭子的汇报后，彭真委员长连连点头：“好，好。你不仅继承了祖国的中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