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丽·惠特克被绑架并不是他们和黑手党之间的第一次纠纷。他们不像福罗里欧家族有很硬的社会关系。年轻的时候，乔斯的哥哥约瑟夫（“皮普”）收到过一连串的信件，向他索要钱财，信上还有骷髅图形。他在哈罗公学的老师们应该会对他的直接答复感到满意。“我很清楚谁是当地的黑手党头子”，他这样写道，“所以我给他传了一个口信，说那些信已经被交到警察局，并且还对警察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以防我被杀害。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找过我麻烦了”。若干年后，乔斯的嫂子在自家花园散步的时候，一只断手从围墙上扔了过来，落在她的脚下。这次福罗里欧家的反应更为慎重：他们对此事保持缄默，以防这是一种威胁。迄今为止，黑手党党徒还在“保护”着一些属于惠特克家族的财产。
乔斯·惠特克在女儿被绑架之后采取了相同的对策。他立即付清赎金并对此事矢口否认。几天之后，小奥德丽回来了。
圣乔治的神秘线人不仅揭露了奥德丽·惠特克遭劫持的秘密还告诉他这一大笔赎金在奥里乌扎黑手党内部引起了矛盾。有两名成员，即车夫文森佐·罗波图和朱塞佩·卡鲁索对他们分得的赃款数额很不满。他们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划破皮肤”（sfregio）。圣乔治解释说，“划破皮肤”是黑手党一个很重要的术语，用来指两个密切相关的事物。它既指一种损伤相貌的伤口，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侮辱，是一种故意令某人难堪的冒犯行为，由于对黑手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地盘，那么最为明目张胆的“划破皮肤”就是损毁被另外的黑手党分子保护的财产。正如圣乔治所言，“黑手党帮规之一就是尊重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区域管辖权。藐视这项权力就构成了对别人的人身侮辱”。
从福罗里欧的豪宅偷走艺术品的正是罗波图和卡鲁索。他们的盗窃行为就是针对奥里乌扎帮派领导人的“划破皮肤”的行为。小伊纳齐奥对弗朗西斯科·诺托的大声训斥就是这项行动的全部目的。再次引用圣乔治的话，“这两名车夫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使他们的大老板和二老板难堪，已经达到了”。
诺托兄弟以值得效仿的耐心对这种“划破皮肤”的行为做出了反应。首先，他们确保被破坏的名誉得到修复，重获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信任。他们答应分给两名盗贼更多惠特克绑架案的赎金，甚至他们如果把从福罗里欧家盗走的物品归还的话还有赏金。就这样，几天之后，福罗里欧家人早晨醒来发现了一个惊喜：每件丢失的物品都回归原位了。
福罗里欧家的财产归还之后，他们的花匠和警卫开始对付罗波图和卡鲁索。谋杀任何一名黑手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事关整个黑手党组织利益的不安定行为。福罗里欧家族的介入更提高了此事的重要性。诺托兄弟俩秘密地向其他老板告发罗波图和卡鲁索，其结果是召开了一个由八大黑手党家族老板都参与的听证会。听证会在菲尔德的地盘而非诺托兄弟自己家的奥里乌扎地盘上召开——再次证明该决定对整个组织影响重大。显然诺托兄弟并不满足于有罪裁决：圣乔治断言，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达成尽可能广泛一致的死刑判决。他们最终获得了想要的判决：为避免怀疑和提高效率，死刑必须在几个月之后进行。
1897年10月24日，执行死刑的时候到来了。这两名车夫被以要他们参加抢劫的借口骗到拉加纳果园。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由来自不同黑手党家族的“君子”组成的代理行刑队。首先开枪的是和他们一道前来的那几个人。罗波图和卡鲁索重新站了起来，另外几名黑手党分子开枪结束了他们的性命。他们千疮百孔的尸体被扔进地下洞穴。在罗波图和卡鲁索的尸体之上，还躺着第四具尸体，也是最后一具尸体：一名因偷老板的东西而被处决的年轻黑手党分子。一周前，他坐下来以为要打牌的时候，头部被射击了好几枪。
对圣乔治来说，通过讲述集体处决和保护费的前因后果来解释失踪的四名男子如何在拉加纳果园被害是一回事，在法庭上证实事情的真实性并把其转变为证明他所说的“秘密兄弟会”存在的证据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需要更多的证人。很快两名证人站了出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名证人也是女人。
当那两名车夫的妻子发现自己成了寡妇之后，其他黑手党成员编谎说她们的丈夫死得很英勇，他们因反对参加绑架伊纳齐奥·福罗里欧弟弟的计划行动而被敌帮杀害，伊纳齐奥·福罗里欧的弟弟就是那名射杀鹦鹉的少年文森佐。换句话说，她们被告知丈夫是因效命于福罗里欧家族而非由于他们曾偷过他家别墅里的东西才被害的。
几周之后，这个谎言被伊纳齐奥的母亲（令人畏惧的伯爵夫人乔瓦纳·德昂德斯·特里格纳）揭穿了。1897年11月29日，在拉加纳果园传出的腐臭味导致井里尸体被发现后不久，这位伯爵夫人从福罗里欧家的奥里乌扎庄园出发去一家女修道院，她是这家修道院的捐助人。在路上她看见文森佐·罗波图的遗孀向她的马车走来。她请求伯爵夫人帮她抚养儿子。但是听到伯爵夫人的回答，她的希望破碎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你的丈夫是个贼，他和卡鲁索偷我们家的东西。”
这两名寡妇来到警察局说出她们所知道的情况时，圣乔治随即清楚伯爵夫人显然知道那件盗窃案背后的全部实情。她认为罗波图罪有应得。此时，她显然比被杀的黑手党分子的遗孀知道得多，她也比警方了解得多。警方虽然找到了尸体，但对四人失踪案几乎毫不知情。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作出一个合理的推断：整个福罗里欧家族被秘密告知从他们家盗取艺术品的那两个人的悲惨下场，他们过分的无耻行为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秩序已由秘密渠道得到恢复，所以福罗里欧家不会想到去报警。事实上，他们在这场杀戮中的角色可能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圣乔治不知道在盗窃案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小伊纳齐奥和他的黑手党花匠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伊纳齐奥向他的花匠暗示了他认为犯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下场。
警察局局长圣乔治以他一贯的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两名车夫的遗孀交待的情况中得出结论。他还说，如果控方律师找福罗里欧伯爵夫人谈话，或许会问出有价值的信息。询问当事人是他的工作职责。不难想象圣乔治提出如下建议时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讽刺的苦笑：
福罗里欧夫人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贵妇人。我们很难说她哪一点更为了不起：是她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还是她极其高贵、出身名门的心灵的杰出美德？因此，如果她被邀请在誓约之下作证，她是不可能愿意也不会对法官隐瞒自己与两名寡妇的对话。
圣乔治的希望不可能得到满足；福罗里欧家的势力使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圣乔治现在有三名愿意作证的证人，她们都是女人，都失去了亲人，但是圣乔治想要证明黑手党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她们的证词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圣乔治继续递交新的报告，直到1898年底和1899年的前几个月。在他工作的每个阶段，黑手党都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因福罗里欧盗窃案而丧命的其中一名车夫的弟弟被迫自杀，因为他被怀疑与当局勾结。一名黑手党告密者，或许是圣乔治在“四人失踪案”中最重要的内部线人为了自保，带着警方签发的护照移居国外。但这也是徒然：一名杀手在新奥尔良追上了他，并将他毒死。圣乔治承认自己担心能否在法庭上得出一个完满的调查结果。他抱怨接手这个案子的调查官“性格懦弱，极易受人影响”。黑手党战争一直都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凶杀和失踪事件继续发生。依然从秘密组织传出关于谈判、倒戈联盟和失败的休战等等零碎的消息。
1899年10月25日，圣乔治的机会来了。一个有名的黑手党分子在枪击现场被抓个正着。本来要被杀死的受害人得以死里逃生；令人惊讶的是，他结果恰恰是黑手党的前“地区或最高头目”，圣乔治这样称呼他。弗朗两斯科·赛诺，一个五十多岁、瘦弱的男人。他是马拉斯宾纳黑手党家族的老板，成功地经营着柠檬园生意，最近才成为黑手党组织的首领。警方根据匿名线人的情报而勾画出一幅黑手党的组织结构图。
圣乔治迅速而又精明地抓住这次机会，再次打算向他现在已知的黑手党潜在弱点施压，即：黑手党的女人们。他把赛诺藏起来，并故意传出话来，说这个受伤的黑手党头目生命垂危。然后他让赛诺的妻子和被捕的杀手见面。她克制不住地叫起来：“人渣！人渣！”这是黑手党对背叛者的辱骂。她当时就指控他和同伙所犯下的一系列谋杀罪行。这是她与法官合作的开始。弗朗西斯科·赛诺很快得知妻子已经向圣乔治说了实情，他也开始谈论他的那群朋友，圣乔治有了建立案件所需的“背叛者”。
与黑手党新的背叛者的交谈使圣乔治逐渐从内部了解了黑手党的斗争；同样重要的是，他从中了解到黑手党的斗争并不只是帮派之间的混乱冲突，而是一个组织内部破裂的结果。圣乔治开始明白，即便处于斗争中，黑手党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规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外交手段，甚至是历史记忆。
在警方得知弗朗西斯科·赛诺是“地区或最高头目”的时候，他的势力已经开始衰弱了。黑手党的主要财富和势力，即黑手党的重心，不在赛诺这里而在帕索迪·里加诺、皮埃纳·德考利和波皮纳诺家族结成的联盟。这个联盟的资助人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唐·安东尼诺·贾莫纳，就是那个“沉默寡言、趾高气扬、小心谨慎”的黑手党分子，19世纪60年代在贵族尼克罗·图里西·科隆纳的庇护下得势掌权，他还是19世纪70年代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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