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外，因假归。三十一年，卒。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上欲用陇其，侍臣奏陇其已卒，乃用邵嗣尧，嗣尧故与陇其同以清廉行取者也。雍正二年，世宗临雍，议增从祀诸儒，陇其与焉。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困勉录、松阳讲义、三鱼堂文集。其为学专宗硃子，撰学术辨。大指谓王守仁以禅而讬於儒，高攀龙、顾宪成知辟守仁，而以静坐为主，本原之地不出守仁范围，诋斥之甚力。为县崇实政，嘉定民颂陇其，迄清季未已。灵寿邻县阜平为置冢，民陆氏世守焉，自号陇其子孙。
张伯行传
——《清史稿》卷二六五
＇说明＇
张伯行（1651—1725），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东）人，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他由县学生中举，再成进士。中进士后又返乡朝夕读书不辍。数年后赴吏部再试，补授内阁中书，历任中书舍人、济宁佥事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仓场侍郎、户部右侍郎、礼部尚书。他居官清正廉明，康熙皇帝称赞他为“天下清官第一”。他的最大特点是勤于供职，造福于百姓，而对金钱毫无染指。他疾恶如仇，从不与贪官污吏为伍，而且敢于抵制上司的横征暴敛。他有一句名言：“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正因为如此，他受到总督噶礼一伙人的嫉恨。在举荐清官时，上司无一人推举他，而康熙皇帝却亲自推荐他。他在离开江苏任时，百姓沿途相送，并称赞他：任官数年，“止饮江南一杯水”。而当时“天下言廉吏者，虽隶卒贩负皆知称公”。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后经考选，授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遇父丧归乡，建立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仪封城北原有堤，康熙三十八年六且因遭大而被冲垮，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皇上命他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直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皇上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皇上命令一律免于赔偿。噶礼贪婪横行，张伯行与他相反。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贿赂。发榜以后，读书人议论喧哗，抬着财神进入学宫。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皇上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噶礼心中不安，也找出张伯行的所谓七条罪状上奏。皇上命二人都解职。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皇上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意见相同。皇上说：“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召九卿等说：“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于是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上疏推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王宾）、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而皇上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不久，张伯行弹劾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令涛的哥哥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舱，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赶上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知是元隆所代领。张伯行准备一追到底，当时令涛在噶礼府内任职，元隆托病逃避逮捕，案子未结却死于家中。噶礼先前弹劾伯行，曾抓住这件事作为七条罪状之一。正巧上海县百姓顾协一起诉令涛占据他的房屋，另外还有几处水寨窝藏海贼，声称令涛现在居住在钦元官署中。皇上命总督赫寿调查审理，赫寿庇护令涛，以通贼事查无实据而上报。皇上又命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调查此案，张鹏翮等奏报元隆、令涛都是良民，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皇上命复查，并让张伯行自己陈述。伯行上疏说：“元隆通贼，虽然上报已死，然而他财产丰厚，党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已领到执照。令涛是顾协一首先告发的，如果顾协一举报不实，照例应以诬陷治罪。由于钦元庇护，致使此案久悬未决。我作为地方长官，应该在事情刚刚发和时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张伯行解任之后，张鹏翮等仍以他诬陷良民，挟私报复，要求斩首。刑法部门讨论同意这一建议，而皇上却免了张伯行的罪，调他到京城来。不久，张伯行到南书房任职，兼代理仓场侍郎，并充当顺天乡试的正考官。后授为户部侍郎，兼管钱法、仓场，又充当会试副考官。雍正元年，提升为礼部尚书，皇上赐他“礼乐名臣”的匾额。二年，皇上命令他到阙里崇圣祠进行祭祀活动。三年，去世，七十五岁。张伯行留下遗疏，请求推崇儒学，奖励直臣。皇上悲痛悼念他，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准许附祭于孔子庙。张伯行刚成进士时，回家乡南郊建造了一座精制的房屋，摆上了数千卷书以供纵情观览，看到《小学》、《近思录》，以及程、朱的《语类》，说：“进入圣人的门庭在这里呀！”他曾全力找到宋代理学四大学派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各位大儒的书，一边诵读一边抄录，前后共七年。最初任官时曾说：“圣人们的学问，概括为一个‘敬’字，所以学习没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的。”因此他自号为“敬庵”。又说：“君子懂得义，小人只知利。老子贪生，信佛的人怕死，烈士追求名声。这都是属于利。”在官时所招致的，都是学问醇正、志向操行清廉的人，而且开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做官的。平时对于意见不合的人，也仍与他们共事，开诚布公，同心协力，没有一点怨恨。他说：“已得到皇上的保全，怎敢以私而废公呢？”所著郁困学录入《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各种书。（李世愉 译）
＇原文＇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改中书科中书。丁父忧归，建请见书院，讲明正学。仪封城北旧有堤，三十八年六月，大雨，溃，伯行募民囊土塞之。河道总督张鹏翮行河，疏荐堪理河务，命以原衔赴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