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阿通九岁了却是如此，可见蠢笨。作者将儿子一一数落了一番后，感到很失望，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杯中物”，指酒。这两句意思是：假若天意真给了他这些不肖子，那也没有办法，还是喝酒吧。
这首诗写得很有趣。关于它的用意，后代的两个大诗人有很不相同的理解。一个是杜甫。他在《遣兴》中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是说，陶渊明虽是避世隐居，但也并未进入忘怀得失的境界，他对儿子品学的好坏，还是那么关心的。一个是黄庭坚。他在《书陶渊明〈责子〉诗后》说：“观陶渊明之诗，想见其人岂弟（同恺悌，和乐安闲的意思）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陶渊明诸子皆不肖，而陶渊明愁叹见于诗，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杜甫的意见是认为《责子》此诗是在批评儿子不求上进，而黄庭坚予以否认，细味此诗并联系其它作品，似乎杜甫的意见还不能完全否定。诗题为《责子》，诗中确实有对诸子责备的意思，作者另有《命子》诗及《与子俨等疏》，对诸子为学、为人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陶渊明虽弃绝仕途，但并不意味着脱离社会、脱离文明、放弃对子女教育的责任，他还有种种常人之情，对子女成器与否的挂虑，就是常情之一。杜甫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此诗的。但是，杜甫的理解又未免太认真、太着实了些。批评是有的，但诗的语句是诙谐的，作者不是板着面孔在教训，而是出以戏谑之笔，又显出一种慈祥、爱怜的神情。可以说，儿子的缺点都是被夸大了的，漫画化了的，在叙说中又采用了一些有趣的修辞手法，读者读着时忍俊不禁，可以想见作者下笔时的那种又好气、又好笑的心情。不妨说，这是带着笑意的批评，是老人的舐犊情深。这样看来，黄庭坚的体会又是颇为精妙的。
用诗来描写儿女情态，首见左思《娇女诗》，唐代不少诗人都写有这方面作品，陶渊明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对诗歌题材的扩大及日常化是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的。
作者：汤华泉
有会而作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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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诗是智者之诗。他以充满睿智的内省态度观照日常的生活，在极为有限的生存条件下，不倦地探寻着保持精神自由的途径。洞察人生的底蕴，不是被鄙陋平庸的现实所压倒、所吞噬，而是以遗世独立的精神超越它、战胜它，对忧患泰然处之，从而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正是陶诗主要魅力的所在，也是我们读其诗所不可不知的。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以衣袖遮面）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渭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本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作者：钟元凯
拟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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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隐，从此开始躬耕自资的生涯。义熙十四年，刘裕杀安帝，立恭帝。元熙二年（420），刘裕篡晋称宋，废恭帝，并于次年杀之。已经归隐十六、七年的陶渊明，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寄托对晋朝的怀念，和对刘裕的愤慨。《拟古》九首，联章而为一组，正如明黄文焕《陶诗析义》所指出：“此九章专感革运。”这里是其中的第三首。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遘，遇。仲春二月，逢上了及时雨。第一声春雷，亦从东方响起——春天又从东方回来了。“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众类冬眠之蛰虫，暗中皆被春雷惊醒，沾了春雨的草木，枝枝叶叶纵横舒展。以上四句，“众蛰”句承“始雷”句来，“草木”句则承“遘时雨”句来。此四句写出春回大地，大自然一片勃勃生机，“草木纵横舒”之“舒”，尤其传神。杜甫《续得观书》“时危草木舒”之句，颇可参玩。“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一双刚刚到来的燕子，翩翩飞进我的屋里。“翩翩”、“双双”，两组叠字分别举于句首，活泼泼地，直是状出燕子之神态。如在目前，毫不费力。“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先巢”、“旧居”，皆指旧有之燕巢。“相将”即相偕。梁上旧巢依然还在，这双燕子一下子便寻到了旧巢，飞了进去，住了下来。原来，这双燕子是诗人家的老朋友呢。曰“相将”，曰“旧居”，看诗人说得多么亲切，这已经是拟人口吻，我亦具物之情矣。燕子之能认取旧巢，这件寻常小事，深深触动了诗人之别样情怀。他情不自禁地问那燕子：“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自从去年分别以来，我家门庭是一天天荒芜了，我的心仍然是坚定不移，但不知您的心情究竟如何？“我心固匪石”之句，用《诗经·邶风·柏舟》成语：“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句下笔极有力度，有如壁立千仞；亦极具深度，实托喻了诗人坚贞不渝之品节。“君情定何如”之结句，则极富风趣，余味不尽。倘若燕子有知，定作如此答语：纵然君家门庭荒芜，可是我心亦依然不改，只认取旧家故巢而已，不然，又怎会飞回君家呢？清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谓：“末四句亦作燕语方有味。”此说实不通。“门庭日荒芜”，“日”者，一天天也，门庭一天天荒芜，此是主人所见，故非燕语。
诚如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所评：“此篇托言不背弃之义。”那么，陶渊明的弃官归隐，与不背弃晋朝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并不矛盾。当义熙元年陶渊明弃官归隐之际，东晋政权实已掌握在刘裕手中。《宋书·陶潜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