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整天不务正业。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厂。
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
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十个，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第二年就更厉害了，赚了三百来万；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我去厂子里时，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
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早行一步，注册了商标。
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
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以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
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
当然，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义乌工厂，二〇〇〇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画完后交给纸盒厂，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
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傍晚的时候，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义乌制造”。付成就怒了，大骂说：“你懂个屁啊，还义乌制造，你想搞什么你？”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放下一切，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义乌制造’难道还是‘上海制造’？”
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就更火了，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中国制造”。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
第二天，我没上班，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讨多少算多少，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没想到，付成差人来叫我了，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让我去陪一下，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就这样，我没被开除，留了下来。
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他问：“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太难看了，你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没我的好看。”说完付成脱去上衣，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很有气势。
我连忙说：“不错！不错！”一方面我是拍马屁，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正在看时，付老师走了过来，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再后来，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让我重新刺一个。我没同意，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怎么会再刺。在十年前的中国，刺青简直就是“流氓”与“阿飞”的形象标贴，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
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我买了一只BP机，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让他们有事呼我。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父亲是村长，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
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要么去车间瞎转，全厂就我一个闲人，也没人管我。
我想，可能真是把我当做大学生，当个储备人才。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满足，因为我想要的是发财，不是安稳地活着。我算了算，我这么干下去一年也攒不到几个钱，要与金子复婚还是很困难的事儿。所以，我就有了新的想法，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当时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靠什么机遇来发财，只是想发财，想碰到机遇发财。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太不成熟了。
人可怕与可贵之处都是“有想法”。有了想法就能做出各种各样出格或是出人头地的事情来，有想法总能遇到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放纵自己跃跃欲试。这一天，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第15章 典当行真能搞到钱？
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
一天我与司机送货去市场时居然遇上了老五，我的老乡，与我同住一条巷子。老五兄弟五个，除了老大是一个老实的下岗工人，其他兄弟四个全是混子，一个带一个，跟班上。这兄弟几个不光在我们老家那条巷子里，就是在我们县城也是鼎鼎有名。老五虽说是最小的一个，入道最晚的一个，但却是头脑最好用的一个，还是在老家没有进过“宫”的一个。
因为住在同一个巷子里，平时进进出出的彼此都很面熟，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很少打招呼，充其量就那么为数很少的几次相互间笑笑。但这次遇见是在异乡、在义乌，情况就不同了。无论老五在老家混得如何火，也无论我在老家混得如何背，老五都很友好地与我攀谈起来。我当然也乐意，有个说家乡话的人温习一下母语不是坏事。
“兄弟，你也在这混啊？”老五递给我一根烟说。
“是呀，来好几个月了。”我接过烟，掏出打火机给老五点着。
“混得如何呀？一月能捞几个钱？”
“还行吧，有一千多。”我说这话时语气挺响亮，想在这个混子面前长点儿脸，也让他瞧得起些。我心想，就他一个混子，在老家都没一技之长，出门在外除了干普工还能干啥？普工哪有我这么高的工资？
“多少？”老五的声音也很响。
“一千多！”我错误地以为老五是吃惊我的工资高，所以声音更响了。
“才一千多？那混个屁啊，你还有钱寄回家给金子？”没想到老五说了这么一句。
“听五哥的口气，你是在义乌发大财了？”这下吃惊的是我了。
“算不上发财吧，一个月也就那么三五千块钱。”老五深吸了一口烟说。
“什么行当这么搞钱啊？也不关照老乡一把。”
“典当行。”
“典当行？”我不解地问。在我的印象中，典当是古代的行当，最晚也得解放前吧，现在还有这行当？
“你读了那么多书，一个大学生，典当都不懂？”老五问。老五看我戴副眼镜，一直以为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在城里的。
“这个还真不懂，要不你给我慢慢讲讲，我中午请你吃饭。”我说。因为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难道就是我等待的机会？
“今天不行呀，我在等人。”
“等谁？”
“等这家店的老板。”老五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店面。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我穷追不舍。
“过几天我可能还来义乌，到时再说吧。”
“什么过几天还来义乌？你不是在义乌啊。”
“不是，我在永康。”老五扔掉了烟屁股说。
“永康我知道，不远，要不你再来义乌时呼我吧。”
“行，你有手机吗？”
“没有，我哪儿有钱买手机，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啊，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