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把事情基本上说完后，三人议论了一番，然后，王显耀在不经意间对夏天说：“老夏对政法系统的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啊？”
夏天笑着说：“就是不行啊！你指的是哪方面？”
王显耀说：“安延公司的案子就如你所说，已经被中央批示了。”
夏天并没有直接跟王显耀说这事，说明徐东海已经找过王显耀，跟他谈了。夏天说：“我是听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了此事。”
王显耀不置可否，说：“我们现在进入多事之秋，看来大家都不会轻松。”
夏天找了个话题说：“下午我要到总行参加总行下发的《贷款审批人责任制（讨论稿）》的讨论。两位行长有什么意见要向总行反映的？”
陈作业说：“由他们说去吧，我们这种行，不是以做贷款为工作重点，说了也是白说。”
王显耀说：“说到做贷款，现在我们行的头寸更加紧张了，各个部门要想想办法，看怎么样组织存款。另外，老夏，下午把这《两清奖金申请表》带到资产防损部去，请沈丽霞抓紧批一下。发下去，好鼓励大家的士气。”
夏天说：“好的。”
这天下午，王显耀正在行长室看着夏天应总行要求写的、准备在清收贷款经验交流会上发言的《湖贝支行“两清”工作汇报》，听到敲门声，他说了一声：“进来。”
这时门开了，进来五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身穿公安制服。另有两人是王显耀见过面的。只见认识的其中一人指着穿制服的男子对王显耀介绍说：“王行长，你好！我们是贵州方面的，这位是我们专案组预审科的高科长。”他转而又面向高科长，说：“这就是王行长。”
高科长脸上带着笑，快步走到王显耀跟前，客气地说：“你好！王行长，打扰您了！”
王显耀热情地说：“不会，不会！见到你很高兴！”随后招呼大家坐下。
高科长对王显耀说：“我们这次来是落实案件审结前的补充取证工作。总的来讲，在王行长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在深圳方面是做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几个问题涉及到湖贝支行。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行的夏天当法人代表的深圳特区仪表公司开出了一张金额七万元的收据，而利差则打到了嘉兴电子公司帐上，这利差极有可能没有到特区仪表公司，是否个人拿了，尤其是夏天是否涉案的问题我们要弄清楚。”
王显耀说：“我上次曾经向你们介绍过一回，夏天是从特区仪表公司调进来的。据说他当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没有直接参与业务经营的，只是单位借他的深圳户口办理营业执照，他的直接职务是总公司的审计部长。这利差问题吗，公司开了收据，就表明公司收了，至于公司要把钱打到哪里去，是公司决定的。”
高科长听完王显耀的解释，大致认为问题仍在两可之间，应该设计一个问话提纲，攻一攻夏天。于是，他转移话题说：“王行长，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湖贝服务社收的34。19万元利差，你们要给我们开一张证明。”
王显耀显得为难地说：“我们市民银行虽然承接了服务社的债权债务，但是毕竟是两种法人体制。你看，连服务社的帐都没有了，查不出到哪里去了。我们凭什么给你开证明？我看呐，当初帝国贸易公司的收据就是证明。”
高科长看到王显耀行长不愿再涉及其中，也没有什么办法。再聊了一些银行方面的业务概念，便要求行里安排夏天明天上午不要离开支行，他们再回来接触夏天。王显耀表示同意。
这次高科长牵头的贵州邵华专案组南下深圳是该专案组的第六次到深圳取证。他们告别王显耀后回到他们下榻的南方大酒店，便集思广益，研究起明天对夏天展开攻势的询问提纲来。大家越说越兴奋，好像夏天最终被他们震慑得只有招架之功，最后不得不败下阵来。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下，把心情调整到极佳。然后到了酒店二楼餐厅，痛快地吃了一个晚餐。吃过饭后，在深南路上溜达了半个多小时，对深圳主街道的夜景着实啧啧称赞了几声，才懒洋洋地回到了酒店。
第二天上午，因为有夏天这档子事，王显耀一大早就来到了支行，他看见夏天到了，便给夏天打了个电话：“喂，我说啊，昨天那个贵州的邵华专案组又来了，他跟我谈了三个问题……”。
夏天认真地听完王行长的电话，说：“我到一下你办公室。”随即来到行长办公室，对王显耀行长说：“谢谢你及时解释，事实上，我那个特区仪表公司的法人代表确实是挂名的，企业由一帮湖南籍的年青人在运作，我没有干扰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提出的那个七万元的利差挂不到我头上。”
王显耀说：“他们要支行出证明确认服务社收的34。19万元利差，我担心他们秋后算帐。表明不给证明了，帝国贸易公司开的收据就是证明。”
夏天说：“你这样说好，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企业开的收据也是算数的。”
王显耀关心地说：“那你回去准备一下，他们来了我叫他们直接找你？”
夏天说：“不用准备了。我还是把昨天下午的会议向你简要汇报一下吧！”说完，打开笔记本向王显耀作了汇报。……
上午九点半钟，贵州邵华专案组的办案人员来到行长室，王显耀站起来，看了穿着公安制服的高科长一眼，向夏天介绍说：“这是贵州的高科长。”然后，又对高科长介绍说：“这是我们行的夏主任。”夏天与高科长还是礼节性的握了手。王显耀对高科长说：“你们跟夏主任聊聊？”
高科长说：“好。那我们到夏主任办公室去？”
夏天说：“走吧！”于是，带他们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夏天招呼四人坐下，高科长授意一人坐在夏天大班台的近处靠右的位置，准备做笔录；两人坐在夏天正对面的远处沙发上，好像在裤袋里摆弄着什么玩艺；而他自己则坐在夏天左侧文件柜旁靠外的长沙发上，这样，既方便他问夏天，也方便大家都能看着夏天的脸。
夏天招呼他们坐下后，自己也坐在大班椅上，随即打开文件柜，拿出《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和《深圳湖贝服务社贷款与存款挂钩分析台帐》，放在大班台上，然后，平静地对高科长说：“你们要问什么，说吧！”
高科长问：“夏主任，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的贷款是你做的吧？”
夏天说：“应该说是我所在的这个部做的。”
高科长问：“深圳泰山工贸公司的贷款也是你做的吗？”
夏天说：“应该说，也是我这个部经办的。”
高科长问：“你给这两个公司贷了多少款？”
夏天说：“我纠正一下你的说法：不是我给这两个公司贷款，而是湖贝服务社给这两个公司贷款。”
高科长不满意地说：“不要绕圈子！具体数量多少？”
夏天听他好像有点审犯人的角度问话，已经心生不快，皱着眉头看了一眼高科长，但还是回答说：“服务社经集体研究，贷款给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540万元，深圳泰山工贸公司950万元。”
高科长问：“这些贷款都有些什么东西押在你们这里？”
夏天说：“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有八套商品房抵押540万元贷款，深圳泰山工贸有限公司的贷款中有410万元也是商品房抵押的，另有200万元是法人股票抵押，有340万元是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担保。”
高科长问：“你究竟与邵华有什么瓜葛，用没有担保资格的贵州招商（深圳）公司担保邵华的340万元贷款？”
夏天一听这高科长的话，压抑在心头的不满立即变成了愤怒，突然站起身来，用右手拍在大班桌上，斥责道：“岂有此理！你别以为你穿着公安制服就可以信口雌黄！我和你都是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办事。我在履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历史负责的责任而接待了你们六回。我个人有什么问题？请你摊在桌面上。我告诉你：在这朗朗乾坤下，不容得你们胡来，我叫一个人旁听你们的问话！”
说完，夏天走出办公室，到隔壁办公室对任尔为说：“小任，你来一下。”
任尔为迅速来到夏天身边，夏天对他说：“你到我办公室听听贵州专案组对贷款问题的问话，坐在那里就行了，不用讲话。”两人随即来到办公室，夏天安排任尔为坐在高科长坐的同一排沙发上。
夏天说：“你们现在继续问。”
高科长说：“我刚才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同意贵州招商公司担保泰山公司的340万元贷款呢？”
夏天说：“为什么不能同意呢？银行基于自己对贷款风险的判断，无论是信用、抵押还是担保都是可以选择的。就深圳的企业而言，像贵州招商（深圳）发展有限公司这样仅房产就有1000万元的企业不多，在银行的实际操作中，更差劲的公司担保1000万元的都有，而且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企业，贷款比较放心。这不仅仅是我的观点。”
夏天说到这里，亮起了他桌上的《1994——1996年历次稽核材料》，继续说道：“这本书上记录着多次审查这家企业贷款的情况，深圳市审计局的同志还专门到贵州招商（深圳）公司调查过，做了肯定结论。市民银行到现在为止，都是认为我们对这两家公司贷款处置得当。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当初办贷款时的信息：当时，我们给它的第一批贷款没有归还，邵华找上门对老总说，再加500万元便可以捣动回来，提出两个选择：一是增加贷款，二是服务社投资分利。他提出方案后先退场让我们服务社内部研究。服务社的老总们加上人事经理、办公室主任和我六个人研究，最后采纳我的意见，不同意投资。但是，为了搞活原有贷款，研究同意在500万元以内办贷款，最后把它压缩在340万元。”
高科长说：“邵华的投资分利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些贷款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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