ㄏ铝思腥掌冢ㄈ绶昱├彩�1、4、7，或2、5、8，或3、6、9，作为市集日期）。农民每逢集市日期，不分男女老幼，都往镇里赶。在镇上工作的人，在这一天一般也不走，就留在镇上接待前来赶集的各村的重点户、村干部等人。给前来拜访的人倒茶送水、嘘寒问暖。这是乡镇干部很重要的工作。因为，你把他们伺候好了，实际上就给你自己开了一条生路：说不定哪天你就要下到乡下去，到了村里就有求于他们了。
许爱群深谙在赶集日接待村民，尤其是是妇女、村干部的妙处。而且，她有一个小小优点，就是她在随机待人接物方面，在见人一面时还真像那么一回事，用一句时下体育运动比赛的行话来说，叫做“进入状态早”。见到来访的人，三言两语就把对方哄得像自己的亲姑姑、亲姐姐般受用。
中国的农民就是诚实，能记着别人的好，喝了别人一碗水，恨不得还人一瓶奶，是个有恩必报的群体。连毛主席生前都赞不绝口，他老人家有点偏激地说，农民就是脚上有牛屎，也比知识分子干净。那北方深山老林夹皮沟长大的李勇奇，身兼工人和农民双重身份。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山里人说话说了算，一片真心能对天！”让听过他说话的人久久激动不已，以至不能入睡。
话说回来，当年许爱群热情接待前来赶集的山村群众，算把工作做到了点子上。久而久之，这许爱群还真受到不少人的好评，着实当了几年先进。后来，市妇女联合会把她作为会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加以弘扬。
做群众工作，不就是政治工作；“能手”不就是老师、师傅吗？因此，也不用什么考评，她的第一个职称就是“政工师”。几年以后，论资排辈，连500字论文都写不出的她，自然就成了“高级政工师”。当然，那时没有成立职称评审机构，以至后来，深圳的人事部门也没办法确认其资格的有效性。
有一句话说道：月有圆缺。有人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在这四个字的后面加上诸如：“人有祸福”、“手有长短”、“水有清浊”、“天有阴晴”、“路有曲直”，等等不同的词汇。其实，真还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
话说当年许爱群凭着她那给赶集农民倒茶送水的手段，当上了半真半假的“高级政工师”和先进工作者。但在官场上却没有什么长进，这不能全怪别人，她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缺点，跟她的小小优点真是一对难得的双胞胎：她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但与她相处久了的人，无不摇头。这在民主化逐渐风行的官场，当然很难找到位置了。因此，她仍然在小镇上当她的妇女干部，你要问是什么级别，若是说大一点是股级，若是说得正经一点，叫做工作人员。这种待遇，她当然不满意了！这不，穷则思变，不就在深圳见着她了吗！
一天，她真的到了王显耀办公室，对王显耀说：“王行长：我给你谈点我个人的意见。我俩都是共产党员，又是支委，有事揣在怀里很难受。”
王显耀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揣在怀里很难受，看着她，平静地问道：“什么事让你受委屈？”
许爱群说：“就是我个人的职级问题。”
王显耀说：“你说说你的看法、想法。”
许爱群说：“我是高级政工师，按照职级应该套处长的起薪点。说真的，要我当行长我不敢当，因为人家欺负我不懂业务。但弄个副行长还是有资格的吗！退一步说，没有行政职务，聘请我当个高级政工师也不见得不行吗！”
王显耀听出她是要官当、要待遇来了。心里想道：她提出的哪一条，如果真的给她落实的话，工资都比自己的高，看来得给她堵住。便说：“你当行长、副行长的事应该由总行任命。”
许爱群打断王显耀的话说：“你的意见也很重要哇！”
王显耀说：“现在的关键是以岗设人，不是以人定岗。我们的班子现在只是两个职数，弄多一个总行同意吗？职称的问题也是，总行在支行一级只聘中师，就是经济师、会计师、政工师、工程师什么的，你偏偏要弄个副高出来，不是我不同意，违反规定呢。”
许爱群看看没门，痒痒地说：“反正我的意见提出来了，同不同意，也就供你参考。”说完便走了。
王显耀看着许爱群离开的背影，心里不快。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心里说道：“还想当行长？”
他慢慢走到会客室，思忖道：“许爱群与夏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类型，许爱群明目张胆要官当、要待遇；而夏天，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业务水平甚至超过了陈作业，他只要稍加活动就可以当个副行长或者行长助理，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夏天好像不太愿意当班子成员。”
王显耀在办公室踱着方步，暗下决心：“不要依赖许爱群，在行政事务上拆分到办公室的黄蔓延等人，在主要业务上交叉用夏天、陈作业两驾马车。不能受制于人。”
在行长室，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总行有关调整逾期贷款利率的意见。
原来，市民银行成立后，为了彰显业绩，在贷款利率的执行上一直就高不就低。人民银行在利率政策上有个规定：逾期不还的贷款加息20％；超储积压产品、商品的贷款加息30％；挤占挪用的贷款加收50％。当时，正常贷款利率的月息为12‰，服务社的老贷款一般都是逾期贷款，同时，由于服务社灵活的机制，有很多变通手段办一些不太符合产业政策的贷款，到了市民银行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讲当时做贷款时的客观情况，“就高”就可以变成挤占挪用贷款了。加上上面讲的原因：为了彰显业绩的需要，一律往高套，在权责发生制的会计制度下，帐面利润是出来了，但是应收未收利息这一块，也像一个怀了四个月婴儿的孕妇的肚子，日见日的看得到的隆起。这一隆起对谁都不要紧，只对原来想用它来彰显成绩的领导层来讲是一个问题，日子一久，应收利息每月以数千万规模增加，很难向股东和社会交代。于是，不得不组织各支行开会，要把原来高算的利率减下来。
在湖贝支行，早在总行会计部门要求高算利率的时候，夏天就在支行中层以上会议上提出过，动辄对旧贷款加息50％计算的做法不妥。理由是：第一，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始终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深圳能以月息18‰维持正常经营的企业不多。企业没有利润，拿什么来交息？第二，银行作为社会企业始终不能忘记做贷款时与企业的约定，逾期就逾期了，本来就是因为贷款成本高是其还不起的原因之一，银行自己再节外生枝，就很难与他们打交道了。第三，应收利息的增大，最终无法收回，日后银行还是要走核销的路，自取其烦。
当时，夏天发表完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正面响应，相反还在行长心中增加了对他与贷款户之间有什么猫腻的怀疑。后来，湖贝支行因为资金紧张，一方面让老贷款户花钱组织了7000多万元的定期存款，一方面又继续高计他们的罚息。夏天觉得不合情理，再搞下去，势必失去企业支持，便写了个请示，与总行协调后，将十余家的旧贷款利率降低至12‰与15‰不等。
话说当日，在有总行何人友、冯老刀两个副行长参加的计划与信贷会议上，来了会计处、计划处、信贷处的处长，显见总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会议开始，各支行都对执行贷款利率政策提出了看法，其中讲到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各支行的会计部门都说会计处要求高计利率。坐在一旁的会计处长鲁爱萍，听得一阵脸红、一阵脸白。
好不容易等待大家说完了，她急忙说：“会计处从来就没有要求往高套利率，逾期贷款怎么能加一个六厘呢？你们回去以后，对营业部主任说，逾期就是逾期，剩下的要怎么罚，没有计划信贷部门的通知是不可以加的。营业部坐在大厅里，怎么知道，哪笔贷款是超储，哪笔贷款是挪用？真是乱弹琴！”
这鲁爱萍话中讲的理是这个理，但是各支行都说支行营业部高套利率，难道支行的营业部主任就是傻子不成？夏天在心里说：“别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跟风做事最怕的就是这样：点头哈腰地执行领导的口头指示，完事了，出问题了，责任都经领导双手轻轻一推，自己肩上踏踏实实的扛着。”
与会人员在何人友、冯老刀的反复暗示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要处理的，是市民银行帐面利润与应收利息两者之间交错产生的矛盾问题。它就像一个深度罗锅的人躺在床上，身上的罗锅成了一个支点，人们往他的头上按下去，脚那边就起来了；如果把脚往下按，头这边又起来了。当然，罗锅也不图有什么好看、漂亮，就是把头和脚两者弄得平衡一点。
会议做出决定：当年以18‰月息计算的逾期贷款，现在还挂在应收利息帐上的，要么是真的定性为挪用贷款，要么就要一竿子插到底，全部退到加收利息20％的标准上来，月底前办妥冲减帐项手续。
夏天向王显耀、陈作业汇报完总行的会议精神，三人根据支行的情况研究了一番。最后定的调子是：已经办了借新还旧的不退了；已经由信贷部门通知过是挪用贷款的予以维持；比较难分的一律退下来。
方案定下后，夏天问道：“那就搞一个书面通知落实下去了？”
王显耀和陈作业表示同意。
夏天想，支行定的调子，已经十分清晰，没有任何歧义。便叫来汪洋按照行长的意见，用排除法，将已经借新还旧的、原来发过挤占挪用通知的企业剔除，剩下的列出一个清单，夏天以支行计划信贷科的名义写了一个业务公函，内云：
关于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的函
营业部：
总行于本月26日召开纠正逾期贷款利率套算会议，要求本月底必须自查自纠。支行经研究决定，下述企业的从1996年1月1日至通知期乃至以后的逾期贷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