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那么你看我和我弟弟像什么呢？”
我爹都要笑躺下了：“像两座金山。”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刚换好工作服，主任就过来拉我：“杨远，厂长找你。”
这事儿终于还是来了，我稳住精神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笑眯眯地在等我，见我推门进来，他忽地站起来，热情地跟我握手，嘴里不停地念叨，小杨是个好同志，小杨是个好同志。我有些发蒙，难道开除一个工人还需要客气着开除？那一刻，我把提前在肚子里想好的词儿全忘了，我抽回手，傻忽忽地问他：“厂长，千万别跟我客气，有什么话你直接吩咐得了。”
厂长边给我敬着烟边问我多大了？什么学历？家庭状况？个人爱好？
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写个申请吧，入团。”
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晕晕忽忽的，这是怎么回事？耍猴的？
李俊海像戏剧里的奸臣那样笑着来找我：“兄弟，昨晚我去厂长家了，哥们儿当了一把滚刀肉。”
我没问他具体是怎么当的滚刀肉，当时我笑得岔了气，腰里生疼。
入了团没几天，厂长又找我了：“小杨同志，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委任你担任本厂团支部文体委员。”
晚上喝我的“升官酒”的时候，李俊海笑成了一只蜷成一团的刺猬。
那一夜，我失眠了……黎明的微光中，我看见我爹站在我面前冲我竖大拇指，他的腰板挺得笔直。
忽然有一天，李俊海鼻青脸肿地回来了，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话，坐在床头上像老僧入定。
隔了几天，我跟社会上的一个大哥一起喝酒，那大哥告诉我，李俊海被人绑到了一间小黑屋，没揍他几下他就软了，可能是他以为是你们厂长找的人，哭着对人家说，去厂长家闹事是受了你的指派。我不相信，让那位大哥带我去找曾经参与绑人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开始还以为我是来打架的，吓得直哆嗦，等问明了来意，他说，因为李俊海打过他大哥的一个亲戚，他们就一起去绑了李俊海，谁知道弄了这么一出，当时大家都很害怕，怕你知道了来找麻烦，有的伙计到现在还不敢回家呢。
我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受得上吊的心都有。
我嘱咐他们，这事儿别声张，说出去难听。
当牛玉文再次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豁然开朗，李俊海肯定对警察胡说八道过。
从此，我变得更加沉默了，一门心思地上班，几乎与外界隔绝了。
第七章 谁在背后捅了我一刀
1
84年的春节我是在看守所里过的。
年三十傍晚，段所长把我叫到值班室，指着桌子上的电话说：“杨远，接个电话。”
我的心砰砰直跳，凭预感我知道，那是我爹打来的电话。我对段所说声谢谢政府，段所说，大过年的就不用谢了，本来是不允许犯人跟家属通电话的，看在你爹打了好几次的份上，你就接个，快点啊。我扑过去拿起话筒，那头只听见喘息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喂”了好几声，那头传来我弟弟的声音，他说，哥哥，来家过年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出来。我憋住气，稳了一下情绪，大声笑起来，我说：“弟弟，我在北京天安门这边玩儿，等过了年，哥哥给你带回家一个大模型。”
我弟弟在那边又喘了一阵气，磕磕巴巴地说：“哥哥，不用了……那得多少钱呀。”
我想说点什么，可是我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一个劲地咽唾沫。
我爹在那头嘿嘿笑着：“大远……大远……”
我放下电话转身走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雪，雪花扑在我的脸上，让我睁不开眼睛。
大约是四月份，段所给我们劳动号开会。他说，上面有指示，让大家交代余罪，如果大家还有没有交代完的罪行就赶紧交代，争取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交代的话不行，因为凡是在押人员不但要交代自己的，还要检举揭发别人的，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一旦被揭发出来，那就是抗拒改造，关小号那还是小的，弄不好还得加刑。说完了就指着我说：“杨远，你先说。”
我的心里很敞亮，我那点事情早抖搂得比水还清呢，我有什么可交代的？
我回答他：“我没有余罪，都交代清楚了。”
段所笑得很暧昧：“没有？呵呵，我这可是给你机会啊。”
我也笑了：“段所，你就是把我枪毙了，我也想不出来我还干了别的什么。”
段所走了，临走对大家说，都记着啊，有余罪赶紧交代，现在可是严打。
回到号子，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叹气声比老贾的放屁声还压抑。我躺在床上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情从头梳理了一遍，梳理得脑瓜子生疼，也没梳理出值得交代的问题。那边，老贾突然跳了起来：“我娘！我得去交代，我还偷了生产队一麻袋地瓜。”
我吓唬他：“那就赶紧去呀，这可是盗窃罪呢，一起步就是三年。”
老贾慌了，就地放个响屁，鞋也没穿就窜出门去：“报告所长，我有罪，我该死……”
第二声“该死”还没喊利落，段所就来了：“咋呼什么？”
老贾扑通跪在地下，头磕得像鸡啄米：“政府，我该死，我有罪，我还偷了一麻袋地瓜……”
段所哧了一下鼻子，骂了声神经病，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我的心一紧，这种时候找我干什么？眼前一阵恍惚。
忐忑着拐过监号的时候，我看见以前审我的那个胖警察，站在值班室门口笑眯眯地冲我招手：“老伙计，又见面啦。”
2
“杨远，你认识一个叫宋文波的吗？”还是在那间审讯室，胖警察问我。
“认识，他是我在废品站时候的一个工友。”
“你跟他都干过什么？”胖警察不动声色。
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是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在废品站的时候，我俩跟街上的混子们打过好几次架呢……有哪次比较严重？我抬头对胖警察笑了笑，我说，大哥你等等，让我仔细想想。那时候我不想叫他叔叔了，我不是刚来时候的那个没头苍蝇了，锻炼了将近一年，我长大了。我低着头死命地想，从我认识宋文波开始，一直到我家搬去城里，我跟他失去联系为止，想了大半个钟头也没有想出来我和他哪次架打得厉害了点儿。胖警察着急了，用力拍拍桌子：“快说呀。”
“我想不起来了，”我出溜到地上蹲下，我怕他打我，“要不你给提示一下？”
“回去坐好了！我提示？我提示那还算你主动交代？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呢。”
“哪方面的？”我重新坐回铁椅，搓着头皮问。
“跟我玩‘二八毛’是吧？好好想。”
“我说过了，我想不起来。”我的心很乱，你直接说就是了，绕什么弯子？
胖警察眯着眼睛好象在欣赏他的猎物，看了我足有三分钟，起身绕着我转了几圈：“提示一下你啊，盐工俱乐部。”
盐工俱乐部？这个名字很熟悉，我眨巴了两下眼皮：“是不是我上班的废品站前面的那个？”
胖警察坐回办公桌，冲我点点头：“我就提示到这里，该你说了。”
我猛然想起来了。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正想用我爹的自行车带我弟弟去河底捉蛐蛐，废品站的一个大叔就气喘吁吁地跑来了：“杨远，杨远，快，小宋在盐工俱乐部门口跟人家打起来了，满身是血……”
我把弟弟抱回屋，拎着一把菜刀就跑出去了。远远地我看见，俱乐部门口一群人在围着什么看，不时散开，不时又围上去，里面传来一阵一阵的踢打声、叫骂声。我估计那里面正发生着一场战斗，也许宋文波就在里面。我刹住脚步，深吸一口气，然后将菜刀抡得风车一般飞转，哇哇叫着就冲了进去……唉，现在想想，那模样肯定傻极了，跟一个武疯子没什么两样。
宋文波正操着一根竹竿跟四五个人在玩“挑滑车”，眼看竹竿破成了笤帚苗，人也快要变成死耗子的时候，我来了。那时候我还不敢直接用菜刀往人家的脑袋上劈，只是哇啦哇啦叫着劈人头旁边的空气，即使这样，那几个街痞也吓破了胆，一溜烟地跑没了。我害怕他们去搬救兵或者回家操家伙，二话没说，拖着宋文波就跑，当时的速度估计要超过刘易斯什么的。
我们没敢往废品站跑，也没敢往家里跑，跑到了三里以外的火车站，在那儿躲了大半宿。
刚才胖警察这么一提示，我的脑子像是开了闸，当时的情景哗地流了一脑门。
我边跟警察交代这件事，边纳闷：难道宋文波也进来了？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这个也说。
“就这些。”交代完了，我舒口气，冲胖警察呲了呲牙。
“就这些？”胖警察反问了一句。
“就这些。”我又重复了一遍。
胖警察讪笑着又站了起来，这次他绕着我多转了几圈，转得我虚汗淋漓，我长叹一声：“别转了，我全说。”
“哈哈，晚了，我们早已经掌握了，”胖警察拍拍我的脑袋，“在火车站偷了三箱啤酒是吧？”
“是，偷了三箱啤酒。”我垂下头，使劲拧了自己的大腿一把，我后悔，怎么以前没想起这事儿来呢？
“还是那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是干什么的？警察！警察是吃素的？你干了什么都别想逃脱我们的法眼。说吧，你还有问题没交代呢，刚才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来吧，把那件最大的事情说出来。”
我懵了：“什么最大的事情？”
胖警察又开始绕着我转圈，我急了：“你就直接说吧，别转啦。”
胖警察站住了，用一根手指勾起了我的下巴：“那好，听清楚了，抢劫。”
抢劫？我茫然……窗外一只小鸟在唱歌：抢劫、抢劫！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望着他：“大哥，什么抢劫？我抢劫了吗？”
胖警察示意旁边的一个记录员开始作笔录，然后对我说：“对，你抢劫了。”
我的脑袋一下子就炸开了，我几乎要瘫在椅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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