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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多岁开始创业，奋斗了20多年，虽然也曾风光过，但现在我确实是回到了地平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也很残酷的现实：我这个年纪和身体状况都不是最好的创业状态，还能从头再来吗？现在的社会发展一日千里，同时失去了资本和信誉的我如同失去双翅的鸟，还能高飞吗？……”
从公司成立时的意气风发，经一年多的超负荷工作，在我身损心疲之际却落得一个蒙冤入狱的结果……九个月后，董事长给了我一纸任命书，算对此事做了个了结。这种大起大落可谓让我啼笑皆非！
以下之内容，是对我两年来工作的总结及一些问题的说明：
一、事实证明我在公司的工作是全心竭力、全公无私
2004年10月份前的公司运作非常成功！无论是公司的注册、资金的调配，还是日常经营，其操作技巧之高超都让同行目瞪口呆。在短短10个月时间内，公司资金流量接近两个亿，1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达8500万元，实现净利润350万元。而公司成立之初，董事会交给我是只是一纸执照和一处变现与发售能力极差的房产。
同时，我为公司创造的无形资产更是不可估计：江南各金融单位均对公司表示了极大的好感和合作愿望；资金界对公司频伸橄榄枝；客户对公司充分信任；省市两级政府对公司的评价甚高，很多同行悄悄模仿我们的操做……。
即使是在6月份国家政策调控之后，全国担保企事业都面临极大的经营困难，但金沙担保公司当时的景况却好得多，因为公司一直都奉行几套方案策略，正在积极寻求新项目，准备随时启动。
这种成功并非是偶然，它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2003年是国内担保业蓬勃发展的一年，国内的担保公司由几百家发展到数千家，我们抓住了时机；当时的江南，已有的担保公司既少且小，大量需要贷款的中小企业亟需担保，金沙公司注册成立时是当时江南注册资本较大，既有资产又有资金的担保公司，深受江南地方银行的欢迎；我本人从事投融资工作多年，有着国内先进的融资理念和资源。公司的经营团队协调团结，吃苦耐劳。
现金流是公司的生命线，创业伊始公司的账上并没有什么资金。为了公司的发展，我使出浑身解数为公司调集资金，可以说为公司的发展我打破了许多以往的禁忌。以前我是不向个人借钱的，可为了鼎盛公司，我却拉下面子向朋友借了三百多万，这些钱我全部放在了公司账户上。为了谈好生意又节约成本，我招待客人从不上那些大酒店，而是在那些商务茶馆，为了省茶钱，中午常常要求服务员留座而自己回家去吃饭，为此没少挨服务员背后的白眼。虽然从公司的费用来看，我的支出比例较大，但绝对数量并不大，都是些为了发展业务而产生正常招待，正是严格控制成本和风险的结果，绝大多数业务都是我亲自主谈，而陪同人员的费用一般都记在我账上了。比如为了办金沙大市场的土地使用证，其所支出的礼赠全部挂在我个人账上。因为我一直是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所以对这些费用没有进行销账，甚至没有领取一分钱的工资。以我的资历和能力，任何公司聘请我年薪绝不会低于五十万。即使是兼职帮别人理财，我的收费标准也是20至40万元一年，当时公司就已签了太邦实业、中远房产等几家公司的理财业务，按当时的趋势一年发展十多家公司是不成问题的。正是由于我一心为公司，所以我既没有提出年薪的要求，也没有提取一分钱佣金。
艺术学院这个项目也是我竭力为公司考虑的结果，最初我是准备把它作为公司的融资平台。后来因董事们的改口，为了公司发展和不失信于人只好以我个人名义接手。在接管学校直到04年上半年，肖董事长对此一直持非常支持的态度：参加开学典礼，选择学校新址，承诺资金支持。但不知后来为什么这些事反而成了我的不利证据？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学校所开支的钱确实是从公司账上转出，但我以个人名义所借的资金全部放在了公司账上而不是名义上属于我的学校，天底下有这样的挪用行为吗？
现在的社会是经济社会，没有白帮的忙。要办成一件事，请客送礼是免不了的。为了既不失面子又节约成本，我从上海带回价值二十多万的特价中华烟。由于特价，所以没有发票。这些烟在公司的人所共知，董事们都抽过或成条成箱的用过，明知道这些烟的来龙去脉，但最后却没有一个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反而作为罪证，真是让人心冷！不承认也就罢了，反而要我交待送了那些人。这不是对那些曾帮助过公司的朋友恩将仇报吗？
二、董事会的错误决策造成了公司最终的失败
董事会的第一个错误决定就是04年8月份的多头管理。当时公司所面临的困难是政策性困难，这种困难非一家公司所能对抗，相反应该是积极调整公司经营方向，以适应国家的新政策。但公司的董事们却没有这样做，错误的选择了公司董事共同经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两个错误，一是挫伤了我的积极性，也让公司的员工短时期内无所适从；二是违背了公司成立的宗旨，公司成立时四位股东除开我，其余人谁也没想过做担保业。这一个错误不是致命的，只要公司能真正团结协作，公司还是有转机。但是公司没有去纠正或解决，而是更进一步做出了错误决策。
第二个错误决定是将我送入囹圄之地。由于所谓的“误解和性格上的偏执”，公司董事会把我送进入了那个非人之地达九个月之久。在这九个月中，我不止一次的想：自由的空气真好，有时看见天上的飞鸟，觉得它们虽然没有意识，但却比我要自由……这种心情对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来说是难以体会。在里面的九个月我想了很多，想我为什么会进来，想我将来出去后要做什么。对于我来说，失去九个月的自由还不是太难过，所有肉体上的痛疼和精神上的侮辱都可以忍受，让我难受的是由我一手操办的公司垮掉了，而垮掉的原因是竟是公司股东间的内讧，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内讧。
更让我难过的是在这期间担保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错过了最佳转型和发展期。公司董事会新任命的蹇总经理在我之后不仅没有做成一笔单，反而把公司账上的钱挥霍一空。公司的震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使公司曾经的优势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公司好不容易创下的商誉资本和前期投入积累的人际关系全部归零或成为赤字。这些无形的损失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金井大市场总投资不过1200万，再大的损失也不会超过这个数，这些钱虽然是个较大的数字，但对投资担保业来说，也不过就是几笔单或一笔单的损失。但公司商誉的毁损，却使公司无法再在江南担保业或江南境内立足。
作为公司实际经营的一把手，公司走到今天这个境地我自然也要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多年的一把手生涯，使我形成了追求效率的独断专行的性格，没有养成汇报的工作作风（实际上企业的工作也是没有必要事事报告）。因为我们是企业，企业的天职就是追逐利润，不能产生利润的形式主义对企业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甚至是浪费资源和增大成本。
三、酿成公司悲剧的原因
首先是公司机制上的缺陷。
公司最后会产生这样的悲剧，是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在股权和董事的设置上我们犯了很大的失误。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设置蒋董和简董的退出机制！蒋董和简董参股公司并非要经营公司，涉猎担保业，公司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金沙大市场快速套现。要说股份的话，应该是优先股，即可以规避经营风险、能够保值且有优先退出权的股份。实际上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公司章程却没有很好的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由于没有设置好退出机制，肖董事长和简董实际上成了公司共担风险的股东。所以当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时，两位董事就到了能承受压力的底线，董事长更是乱了方寸。这时加之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于是公司便开始找替罪羊，找来找去，只有我颜建国大小长短最合适，且对股东们不设防。
蒋董是小股东，按公司法，每个股东都只有相应股份的发言权。但公司成立之日起，好像每个股东都是平等的，权责大小一样，这无疑是不科学的，也是与公司法精神相违背的。更重要的是，公司的奖励问责机制也没有建立。按照公司的一般愿则，什么事都经股东会投票决策是可以的，全部同意的，大家共担风险；有赞成有反对的，投赞成票的担风险，赚了钱年终要么发奖金要么增持股份，亏了后要么补加投资要么减持股份。全部搞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在具体经营方面，商机是一日数变，作为一个持大股的总经理是有权先做再汇报。
其次董事们性格上的缺陷。
公司的董事在星沙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导致董事们形成了各自不一般的性格。蒋董事长多年从事一把手工作，作风十分硬朗，易冲动，工作时爱霸蛮。肖董爱走上层路线，对一般人是瞧不上眼。蹇董精通法律审判，面笑心冷，说翻脸就翻脸。
虽然董事们都有面子，但银行却不会发放面子贷款，有很多事还得循商业规律去做。可是不客气的说，三位董事对商业的认识还停留在低级阶段，有很多商业上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些操作手法是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但董事们却不理会这些，顽固的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认识实际商业运作，这就难免南辕北辙。打个比方，蒋董是学法律的，当了多年的副院长，平日里做事爱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