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收音机一起没收了。
朱一夫本想将收音机归己用，可是那时形势正动荡不安，往哪里发展，谁也说不清，而且机关“四清”工作组还没撤走。他便多了一个心眼儿，用胶布把收音机开关贴上，以示封存，交给了“四清”工作组老于保管。老于是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四清”运动中对吴玉萍多次进行外调，没发现什么问题。朱一夫虽是他结合进班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倒察觉朱一夫并不是个纯朴的农民干部，心术不正。但现在形势已经大变，朱一夫已成了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目，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外来干部，对朱一夫不仅无可奈何，而且也不得不尊重。
这次接到朱一夫交给他的收音机，说是作为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证，他就不太同意，仅仅有个收音机，怎么就能证明一定收听了敌台呢？可是又不好不收下。批斗会上两个人都坚决不承认收听敌台，会上虽有几个人发言，说看见他们深夜两人凑在收音机跟前听，可是谁也说不清听见了什么，怎么能证明听的就是敌台？
于队长一个老乡是进驻县广播站的“四清”工作组，有一天来老于这里串门儿，看见屋里有台收音机，就要拧开听戏，被老于挡住了。他问为什么，老于说了来龙去脉，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疑惑。老乡本是搞电器的，他说这还不好办？我来看看。他从后边拆下挡板一看就笑了，说这东西哪能听敌台？还缺两个管呢！你随便找广播站懂点技术的人都知道。
于队长心里有底了，便悄悄和两个参加领导班子的股长（当时也是造反派头目）商量，这两个人对朱一夫本来就看不起，到了研究重点人会议上，这两个人便提出了偷听敌台证据不足，有人说这种收音机不能收听敌台，最好找技术人员看看。鉴定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朱一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嘴里也没话可说，对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名只能不了了之。但吴玉萍和姚秀环并不知道，仍然觉得自己没被解脱忐忑不安。
朱一夫对吴玉萍一贯冷漠。后来吴玉萍去了干校，又抽到斗批改工作组，一直没见到过朱一夫，印象中只留下那一脸的凶险、冷漠。想不到这次偶然相逢，他却满脸堆笑，还特意请她吃饺子，可把吴玉萍弄糊涂了，不知是吉是凶。夜里竟半宿失眠，直到清晨才朦胧睡去。
吃完早饭回来，老郝盘腿坐在炕上就卷上了旱烟，慢悠悠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来，大家知道有事，便都坐在炕上等着。老郝轻声问吴玉萍：“朱一夫，你认识呗？”吴玉萍不知啥事，只应了声：“认识，我们一个局。”没有把前天吃饭时遇见他的事说出来。老郝情绪低沉地说：“他到咱这一片斗批改领导小组了，到咱公社来视察时，不知为啥把咱村好批，说咱们阶级斗争的弦没绷紧，限两天之内开好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会，狠刹卖羊肉的歪风，把带头卖羊肉的孙绍安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如果不老实，就押送公社的集训队。”老郝说完了，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按在笔记本上，一动不动。看来心里很不痛快，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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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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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也都十分惊讶，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成强才说：“怎么这么急？晚两天不行吗？这么大一个会，也得准备准备呀！”黎娟非常生气：“他怎么知道孙绍安？根据啥说他是带头卖羊肉？”
这时，吴玉萍才把前天遇见朱一夫的情况说了一遍，想是那派饭人家反映了什么情况？老郝对这个情况十分注意，一改那木然的表情，抬起头来两眼直瞪瞪地瞅着吴玉萍：“谁家？”吴玉萍说：“孙绍安隔壁孙金奎家。”老郝说：“啊？就是那个教书的，村支书的侄子家吧？”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孙绍安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教书的？”
人们说是。老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人们又是一阵沉默。因为大家都清楚，那孙金奎抢了人家教书的饭碗，却不会教书，学生家长多有怨言。听说工作组进村之前，有些家长直接找到公社，要求撸掉孙金奎，还让孙绍安教，公社还没答复，工作组就进村了。孙绍安仅仅卖了一次羊肉，还被人抢了，怎么就指名道姓的说他是带头卖羊肉呢？肯定这是支书或是孙金奎家捣的鬼，无非是想把孙绍安搞臭，巩固孙金奎的位子，也堵住学生家长的嘴。
吴玉萍非常气愤，也为孙绍安深深不平。可是孙绍安的姥家是富农，也确实卖过羊肉，朱一夫又指定了，还能说什么？正在这时，老郝又说：“朱同志说还要亲自参加咱村的批斗大会，就定在明天下午，快做准备吧！”老郝给大家分了工，黎娟、成强走了以后，老郝和吴玉萍商量：“你是不是上孙绍安家去一趟，做做他的工作，别顶板，在会上做个检查，以免惹出别的事来。”
吴玉萍知道，老郝心里也是明镜似的，这会不能不开，又最好别出意外。惹出别的事来工作更难做，与各方面都不好交待。去孙绍安家做工作是个难差事，自己都觉得亏心，怎么去说服人家？可是再难这工作也得做呀！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也免得打个措手不及或发生意外。
吴玉萍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孙绍安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真是哪个庙都有屈死鬼。过去认为搞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现在才知道到了农村，老百姓也在劫难逃。孙绍安这么一个老实人，不是也会有飞来横祸吗？突然又想到文件上讲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话，莫非对工人，农民也要专政？于是她又担心起在农村改造的白刚来。吴玉萍忧心忡忡，每迈一步，都觉得十分沉重，上次来孙绍安家，她安慰他们的话还记忆犹新，现在又让人家接受批斗，可怎么开口呢？
吴玉萍迟迟疑疑地进了院门，正踌躇不前，孙绍安媳妇却快步从屋里迎了出来。吴玉萍说：“孙绍安不在家？”吴玉萍进到屋里，见炕上地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却不见孙绍安的影子。绍安媳妇说：“村外拾柴火去了。”吴玉萍打量那媳妇，只见她梳着齐耳短发，穿一身裁剪精巧的贴身棉衣裤，迎着冷风，扬眉挺胸，神情严肃，不卑不亢，一双杏眼圆睁，薄薄嘴唇半抿，好像知道有什么祸事要来，却又毫不畏惧。吴玉萍站下略一迟疑，婉转地向她说：“公社要来村里开会，批判卖羊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儿，点名孙绍安上台检查，让他做个准备。”
“吴同志，你上我们家来了也不是一趟两趟了，绍安是个老实人，你们也知道。”那媳妇冷冷一笑说开了，“公社点他的名，他又不是江洋大盗咋这么出名，公社咋知道他啦？”她停顿下来，静静地瞅着吴玉萍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睛里挖掘她心中的秘密。见她面有难色略显尴尬，便又接着说：“吴同志，我不难为你，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如我们清楚。”这话倒不由得使吴玉萍暗暗吃惊：这媳妇可真厉害，说出话来，斩钉截铁，处事不惊，这么有主意。怎么我们刚研究的事儿他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她也知道，还说比我们还清楚。便说：“你说说，怎么回事儿？”
那媳妇用眼角向隔壁一瞥：“我知道谁和我们过不去。”然后小声说，“吴同志，那院的和我是一个村的娘家，她在家就养汉。前两天从县里来了一个官儿，说是她表哥，狗屁！谁还不知道，她在村里就跟他打掉了一个孩子。那人原本是一个农场工人，谁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官了？还说现在就管这一片，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那媳妇鼓动着夺了我们绍安教书的饭碗还不算，总想害我们，好狠毒啊！我们就一直忍着，忍着。这不，还是出了这个事儿。”说着不禁眼泪汪汪，暗自饮泣说不下去了。抽泣了几下突然撩起衣襟擦了把眼泪，坚决地说：“我不怕她。不就仗着她叔是村支书吗？能咋的，卖羊肉犯法啦！她公公也卖，卖得比谁都多。要说卖羊肉，这村里一百零八户人家，我们不过排个末尾，怎么就轮上我们检查啦？”
一番话把吴玉萍说得无言以对，充满了同情又一筹莫展，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法说，呆呆地愣在了那里。那媳妇也看出了吴玉萍的心思，反倒安慰起她来：“吴同志，你来我们家好几回了，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不用犯愁。自古道：官身不由自己，这事儿我们懂。上级让你带的信你算带到了，到时候我们两口子都去参加会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吃过晌午饭就张罗开会，村小没有大院，会场就设在村旁边翻晒粮食的场院里。民兵们把场里的柴草扫净，摆上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算是会场，没处贴标语口号，临时用红绿纸写了几张，就用砖头压在了柴草垛上。成强、黎娟和村干部们一趟趟地跑着去召集人，又一趟趟地跑来焦急地向吴玉萍汇报说找不见人。虽然昨天晚上今天早起连着用大喇叭广播了几遍开群众大会，男女老少必须参加，可是今天除了几个民兵和老头儿、老婆儿以外，男人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倒是答应来，前脚答应她后脚就溜了，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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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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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朱一夫早就来了，老郝陪着他们在支书家喝茶水、聊闲天，他们也等得不耐烦了，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催，为什么还不开会？眼看日头偏西了，再不开就没时间了，这时会场上连瞎子、拐子、轻易不出门的老头儿、老婆儿全算上也没多少人，成强灵机一动，把小学生全赶到会场上，这才使会场像个开会的样儿，叽叽喳喳地又说又笑，坐满了半个场院。孙绍安两口子倒是早早儿来了，不溜不跑，就一直靠着柴火垛蹲着。
朱一夫大摇大摆地坐在桌子正中，端着个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