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耿！你小子又冒啥毒气呢？”这时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来了。老耿头也没抬说：“乖乖！谁的裤裆破了又把你露出来了？不用看就知道是你小子赵义。”赵义说：“你们看看，这还是大学老师呢！说这话，也不顾个脸面。”他以前是个军官，彪形大汉，大方脸，大嘴，嘴角往两边咧着。老耿说：“妈妈的，整天撅着屁股让人掏，还顾嘛脸面？”
“着啊！要啥脸面。”这话投了吕运隆的心思，他洋洋得意地说：“到这儿了也不用说你是教授、军官、科长、处长，我是小偷、流氓，爷儿俩比鸡芭一个屌样。到晚上都得撅着屁股上我这儿求救，还想要脸面？”他觉得以前你们这些人瞧不起我们，现在咱们平起平坐了，你们还得听我摆布。
他在这里很活跃也很热心，除了不断逗人们发笑以外，还大包大揽地主动给人掏屁股。看见白刚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便说：“同学！你还愣着干啥？脱裤子吧！没人给你掏我给你掏。别害怕，保管手到病除，伤不着碰不破，我都成了掏屁股专家啦！”白刚心气不顺不愿多说话，没有理睬这位热心人，心里说：“就这么个办法，还不如找个地方自己解决呢！”那小伙子见白刚没有回话，也并不介意。便扭过头去对医生笑了笑：“郝大夫，你信不信？干这活儿，我比你技术高明。”
“那你就每天晚上到这儿上班吧！”郝大夫说；“这里正缺这么个人呢！”吕运隆说：“上班可以！你给点啥报酬？”郝大夫说：“你这是什么思想？看来你这私心也改不了啦！只讲奉献不问报酬嘛！你没听说吗？连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啊！可能连干部的工资制都要取消了，你掏掏屁股还要工钱？”郝大夫半认真半开玩笑，同时听得出来对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一种讥讽。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吕运隆一本正经地说；“给我个大官当当，我也不要工资。”郝大夫十分认真地说：“喂！你可别瞎说呀！这可是大人物说的，报纸上都登了。小心打你个资产阶级右派，给你个双料帽子。”吕运隆仍然毫无顾忌：“嘿！你们都怕当资产阶级，我正想尝尝资产阶级是啥味哩！可惜呀，从我妈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没离开一个穷字，总是个响当当的无产阶级。”
“你还羡慕资产阶级？小吕子，看来你还得改造个三年五年的。”这时人们都认为在这里不会改造时间太长，顶多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简直不可想象。所以郝大夫使劲往长里说才说了个三年五年。谁也不会想到，许多人后来竟在这里度过了十几年的漫长岁月。
吕运隆笑了笑：“三年五年怕啥？告诉你吧大夫，我是无利不起早，私心一辈子也改不了。”郝大夫为他这种坦率感到吃惊：“你还想在这里关一辈子？”吕运隆说：“关一辈子？”说着他又往眼前撅得老高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别直腰，撅高点。”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对大夫说：“这爷们儿在这儿呆腻味了想走就走。”郝大夫说：“吕运隆！你小子小心关你的禁闭。开什么玩笑，越说越没谱儿了！”他为这个小伙子公然暴露有逃跑思想担心，所以故意说他是开玩笑，给他打掩护。
“开玩笑？当着队长我也敢这么说。”谁知吕运隆虽知郝大夫给他打掩护，却不买他的账，“其实队长们心里也明白，你看一到批斗的时候就让我们这号人打头阵，净说好听的。什么你们出身好，和右派反革命不一样，他们是敌我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批斗再积极，劳动再好，他也不敢让我当班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怕我们鞋底抹油——溜啦！”
他看到白刚还在一旁站着没走，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话，便说：“我一看这就是一位老右（右派）哥，是班长吧？”白刚笑笑说：“你倒挺自信的！”吕运隆说：“嘿！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
“恰恰你猜错了！”白刚一进来看到这里的情况，心里很厌烦。终究来的日子还短，自尊心太强，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放下来。再难受也不好意思撅着屁股，当着这么多人随便让人乱掏。他本来要走了，可是一听这小伙子的谈话很有风趣，便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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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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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老右？”吕运隆有点奇怪。白刚没有直接回答他那个问题，只说他第二个问题说错了：“我不是班长！”吕运隆说：“咳！那不算错，当班长那是早晚的事儿。”他停下了手里的操作，小眼睛一转又说：“你是刚来的吧？”白刚点了点头，笑了。吕运隆得意地说：“嘿！你看咋样？”他又拍了前面光屁股一巴掌，“又直腰了，撅着！”然后对白刚说：“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儿，一看你就是当班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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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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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关虽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是对白刚这种所谓不认罪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关倒不是最难以忍受的，有一个“苦”字也就到头了。最难过的还是改造关中的交心关，这是对人心灵的折磨和摧残，使人丧失理性，泯灭良知。是对人们内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一次彻底扫荡。
交心，曾是多么崇高和美丽的词儿。而且白刚也曾对此坚信不疑身体力行。他认为作为一个心地无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苦难祖国的共产党员，是无话不可以和党讲的。不管是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在解放区以及进城以后那几年，他都是这样做的，得到的是温馨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你的幼稚没人耻笑，你的隐私没人宣扬，对你的错误，得到的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不用担心被人用来作为攻击你的箭矢。可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变了，许多美丽崇高的词儿包括交心也突然变了味儿。
白刚在交心上是吃过亏的，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肃反”运动中，白刚被怀疑为“胡风分子”。怀疑不要证据，只要认为可疑就可以关起来，让你交待问题。并且翻箱倒柜把他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了一遍，找到的惟一重要罪证，就是笔记本上那句话：“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写学生、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全业兴认为可抓住了白刚反对写工农兵的罪证，比胡风还胡风。经白刚反驳后，不但没成白刚的罪证，反成了他的笑柄。但是主持批斗会的人，总会想出新点子来，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有一天全业兴在批斗会上突然问白刚：“你和你老婆都议论过领导什么？”“没有啊！”全业兴冷笑了笑：“你还不老实，你老婆都交待了，某一位领导的肚子……这事有没有？”
“有！”白刚笑了，心里说，这算个什么事儿？何必转弯抹角地费这么大的劲？便说：“一天在院里聊天，我看劳常同志的肚子太大了，便拍了拍他的肚子说：你看这大肚，该注点意啦！”全业兴没露声色，只是微微点点头说：“好！还说过别的领导什么？”
白刚觉得现在是搞反革命问题，怎么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便说：“在这种会议上，说这些干什么？”
“向党交心嘛！什么话都应该向组织上讲嘛！”全业兴微笑着表示出一派真诚的样子。白刚说：“现在又不是党的生活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全业兴拉着长音慢声慢语地说：“有什么意义你不用管，什么会上都应向党交心嘛！组织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害怕，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
白刚的毛病就是最怕激将法，觉得这类问题有就是有，有什么可怕的？便又说了某某同志从苏联回来戴了一副大墨镜，他和老婆说过：戴那个干什么？像瞎子一样。还说过某某同志开会时就睡觉，可能有病吧？迷迷糊糊的。全业兴还一再追问，白刚说没有了，他觉得这事说完也就完了。
第二天一开会，又让他交待，白刚不耐烦说没有了。全业兴的脸色马上变了：“那你说说给领导起外号是什么目的？”
“我没有起外号，那只是随便说说，有什么目的？”白刚非常惊讶，他们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全业兴声色俱厉，完全不是昨天动员交心时那副笑模样了：“能够有没有目的的事情吗？你给所有的领导都起了外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从此就对白刚追个没完没了。从他这里挤出一点去诈他老婆，从他老婆那里挤出一点又来追他。他真后悔自己太天真，交什么心？说出什么来，只能给他们提供炮弹。他们对问题的分析也不想实事求是，根本没理可讲。想整你你就越说越说不清。反正自己没问题，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此白刚沉默了，不管全业兴说什么再也没能撬开他的嘴。
当然他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搞清他没问题以后，仍然把他看押很长时间，直到1956年，有问题的人早都“解放”了他才“解放”。不过终究没有搞出什么问题不了了之，做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是有惊无险，他在交心问题上，也不得不留个心眼儿了。所以不久以后，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中，许多人都热烈响应号召，大胆鸣放，不少人言辞还十分激烈。机关鸣放时，领导又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交心，畅所欲言，不发言领导便动员发言。白刚对“肃反”中长期被关押批斗，知道没问题了仍然不给他做结论，在他多次要求下做了没问题的结论，又不按政策规定向群众公布，都很有意见。但是他从机关这一连串的行动来看，知道提意见也没用，领导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肃反”中和领导对立，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再提意见关系只会更加紧张，所以什么也不准备说了。只是一些人一再劝说，“肃反”时斗你那么厉害，你就没意见？为什么不说？他才不得不说：“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还说他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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