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又找那个人说合，那人自知理亏，最后也只有认头。
原来说隔一天便有车去市里，把白刚捎回去。谁知天不作美，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雪，汽车走不了。到第五天头上，还是不能走车，白刚知道家里一定着急，便决心冒着严寒积雪步撵儿走回去。他从早晨头遍鸡叫走到夜里十点，在凛冽的寒风中，顶着大北风走了一百多里地，终于回到了家。在路上还不觉，到家一看，两脚全是血泡了。
这次白刚虽无端的被拐到农场急坏了吴玉萍，却由此认识了几个工人，知道了这个海边大农场十分缺木匠，不论是公家搞小型建筑或是住家户打家具都难找到一个木匠，这情况为以后去农场做木工活打下了基础。
春耕开始时白刚回了老家。吴玉萍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过日子。生活虽说艰难，总比前几年强多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地怕挨批挨斗，不用下乡当工作组，到底有个家了。而且从白刚做木匠活以后，生活也不那么困难了，只是挑水是个问题。
那时县城没有自来水，不管机关还是市民，都是从井里挑水吃。白刚在时他去挑水，他走了吴玉萍去挑，挑不动满桶，挑两个半桶也很费劲。井离着又远，得穿过两道街，她身体不好，没有力气，走起来摇摇摆摆，挑得本来不多，两只桶晃来晃去，一路上还要洒出不少。那时城里专门有给人挑水的，一担水只要两分钱，一天有两担水也就够了，只用四分钱。可是那时一分钱还想掰成两半花呢，哪舍得花这四分钱？
大锁看到妈妈的艰难，一定要和妈妈去抬水。起初吴玉萍不肯让他去，怕孩子小做重活压得不长个头，像个武大郎似的将来说媳妇都难。可是儿子坚持要抬，还说妈妈贫血，你没劲我有劲。每当妈妈去挑水，一听见扁担上的铁钩子响，他不管是做作业还是看小，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出来就去抓扁担，吴玉萍只好让儿子去了。娘儿俩抬一桶水，儿子在前面，把扁担放在肩上，妈妈在后面，把扁担放在胳臂弯里，把桶放在自己跟前，以减轻儿子的负担。一路上娘儿俩有说有笑，碰见熟人，都夸吴玉萍有个好儿子好帮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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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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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得轻松了些，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流淌了过去。转眼间儿子已经上了小学五年级。白刚还是每年冬天来住冬仨月，做木工活。不过他不只是猫在家里打家具偷偷卖了，而是背着木工箱子走乡串镇地去干木匠活。活路也不限于家具一项，盖房子、打门窗什么都干，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木匠了。
在外边给公家干活，各种各样的木料多得很，他也趁机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打了个十分漂亮的工具箱，里面装着油得漂漂亮亮的新工具，开春回家时他把工具箱带了回去，这工具箱就成了他的广告。在汽车上，小镇上，从小镇走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有人说来了个洋木匠，人家那工具箱子都能照见人影儿。
白刚家乡这一带十里八里也没个木匠，有木匠也多是农村盖房作柁作檩打简单门窗的，会打家具的十分稀少。所以白刚一回去在邻近村就成了有名的木匠，不过在家跟前他不敢揽活，搞小自由是资本主义。只是有时给队里修修农具，本村有人和队长说好请他帮几天工打打家具。他是来者不拒，而且分文不取。因为这时他已将一切收入寄托在冬季这三四个月的木工收入上。
转眼到了1975年秋天，白刚又眼巴巴地等待这冬天的来临，吴玉萍也盼望着不久白刚能来县城团聚。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局里派吴玉萍下乡一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她气愤，她不平。她感到这些年自己拼命地工作，服服帖帖，吃亏让人，默默奉献，但仍然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同情，一直在被人捉弄。她已经当了几年的工作组，现在刚刚过了几天稳定日子，又有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下乡的任务却仍然是非她莫属。
机关中有那么多没有任何牵挂的男同志，整天在院里闲扯，都没有当过一回工作组。下乡也只是十天半月的便回来，为什么这种任务总是轮到自己？以前整年在外流浪，她也毫无怨言。现在儿子刚上初中，女儿只有三岁，凡事都要人照顾啊，她怎么能离得开？这种情况怎么就得不到理解？这些年吴玉萍总是逆来顺受，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事情，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这次她觉得自己满身是理，又满肚子都是委屈，决定去找局长说说，请他们换人。
局长一见吴玉萍找到办公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却故意把脸拉得长长的，翘着他那个下巴颏儿，满脸的阴云，冷冷地说：“有事啦？”吴玉萍说：“局长！我下乡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没人照顾，能不能换个人？”局长不耐烦地说：“让你下乡是局里领导决定的，这是任务。孩子小可以送老家去嘛！我们的孩子不都在家里吗？”
“家里只有我爱人一个人，还有一个老母亲瘫在炕上需要照顾，一个男劳力又要天天出工，再照顾俩孩子哪行呢？太困难了。”局长对吴玉萍的话简直不屑一顾：“能照顾老人，就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吗？有困难要克服嘛！要斗私批修嘛！”吴玉萍认为这个理由是无可反驳的：“大孩子刚上初中，我们家那边还没有中学。到老家就把孩子耽误了。”局长说：“那好办，让他上机关来住。让机关的同志们照顾着点，就这样吧！”局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了逐客令。
吴玉萍知道再说什么都是白搭，是不会取得别人的同情的。不用说不给解决问题，连个好脸也没有。她一出局长的办公室，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靠谁照顾孩子呢？只有母亲和儿女心连心，连父亲都有时粗心大意啊！何况是现在已经人情薄如纸的“同志”们呢！何况自己又是一个打入另册的“同志”呢！
房东和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为吴玉萍鸣不平。告诉她你就带着孩子下乡，这年头上学有啥要紧，耽误一年就耽误一年呗！吴玉萍说：“我不想让孩子耽误上学，再说带着两个孩子下乡，哪像个当工作组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啊！”邻居们说：“领导这样做影响就好？他们不怕影响你怕啥影响？寒碜就寒碜。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家里又没人，还非让人家整年下乡，你看是寒碜他们还是寒碜你？”人们都劝她啥也别怕，就把两个孩子带下去，看领导怎么办。尽管邻居们这些话说得在理，但是故意将领导一军，吴玉萍做不出这种事来。她遇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想到影响，唯独不考虑对自己的利害。终于把儿子放在了机关，把女儿给白刚送了去。尽管她对领导的做法十分不满，还是按领导的要求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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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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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玉萍是打入另册的人，同志们表面上都不敢接近她，但暗暗同情她的人还是有的。机关有名的材料匠邵祥便是其中的一个，邵祥有能力有抱负有文化，论写材料只有吴玉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都不在话下。但由于为人正派耿直，对领导不愿迎合奉承，有些看不惯的事背后还常有微词，因此并不被领导看重。
平时也不愿和人拉拉扯扯，有时间就爱自己看看书，尤其喜欢古文和诗词，说话也有时引经据典，诌几句诗文成语，在当时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所以有人戏称他为老夫子老学究，他也并不在意。由于有相同的爱好和特长，平时和吴玉萍很说得来。当然在那个失去理性动辄得咎的年代，两人的来往都有所戒备，虽然说得来，但是接触并不多。
现在吴玉萍把孩子留在机关需要有人照顾，当然想到了邵祥，她和邵祥一说，邵祥便爽快答应了。帮助大锁买了饭票，和食堂借了碗筷，并让大锁和他在一个炕上睡觉。邵祥的热情，总算缓解了吴玉萍的一些焦虑。
吴玉萍又去找了儿子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位温静的女教师，也答应一定好好照顾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身边没有亲人，独自生活，扔在机关，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当母亲的又怎能放心呢！尽管有人答应照看，吴玉萍还是对孩子嘱咐了又嘱咐，流着眼泪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县城。倒是小小的儿子安慰妈妈说：“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听话。放学就回机关，好好做作业，不和孩子们吵嘴打架。”儿子越是通情达理，妈妈越哭得厉害。多好的孩子啊！她怎能忍心把他抛下。
吴玉萍走前给儿子画了一个路线图，告诉他妈妈在哪个村，坐长途汽车过几站，到哪里下车，都写得明明白白。到她去的那个公社有二十里地，坐汽车只需要两角钱。下车再走二里地就到了。她告诉儿子星期六下课以后，就去村里找妈妈。住上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文人小说下载
吴玉萍到村里一面按要求做好各项工作，一面又焦急地等待着，一天天盼着星期六的到来。每到夜深人静，同屋住的房东大娘早已响起了鼾声，她仍辗转难眠，一闭眼就是儿子的形象。他睡着了吗？是不是有病啦？她是不信神的，但是无奈之中，也常常默默祷告上苍，保佑我那幼小可怜的儿子吧！女儿虽小，但是跟着爸爸。就是爸爸出工了，周围也都是家里人，总会有个照应，她心里就是对儿子放心不下。
到了星期六，她身在大队开会，心里却一直在儿子身上。他是不是来了？会不会坐错车？能找到这个村吗？一会儿就向窗外望望，是不是已经来了呢！开罢会，吴玉萍就急急忙忙往住处跑。没走到屋，房东大娘就撩起帘子高声喊道：“他大姐，你快看看是谁来了？”大娘对她的情况十分同情，孩子来了，显然为她高兴。
吴玉萍一步跨到屋里，只见炕上趴着个穿绿衣服的孩子，正扭头朝她笑。啊！是儿子来了。怎么还在炕上趴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