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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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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怒气冲冲满腔悲愤地回到家里。妻子一见神气不对，满腹狐疑，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怕惹起他生气，没敢直说，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开的什么会？”吴玉萍以为可能是开会的内容对白刚不利，便想从侧面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白刚不耐烦地说：“嗨！胡扯一顿，老一套，阶级斗争。”吴玉萍仍不得要领，老一套还生什么气？便又试探说：“会开完了？”白刚说：“没有。”吴玉萍关切地望着白刚的脸：“那你……”本来想说你为什么早回来了？她知道白刚脾气倔犟，又在气头上，直接问还可能倔她一句，所以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想不到白刚却心平气和地说：“被人家赶出来了。”他看出来妻子已经担惊害怕，所以竭力压抑着心中的愤怒，不想刚见面又给妻子增加精神压力。吴玉萍听到是被人赶出了会场，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里，急切地说：“为什么？”白刚仍然说得心平气和：“那个混蛋县委书记又给我戴上了地主帽子，说我是五类分子。”
吴玉萍听说丈夫又戴上了地主帽子，如同五雷轰顶，惊得目瞪口呆，呼吸困难，面色苍白，一阵恍惚就站不住了。白刚连忙抱住她，俩人坐在炕沿上，稳当了一会儿吴玉萍有气无力地说：“行了，迷昏劲过去了。为啥又给你戴了地主帽子？”白刚怕她着急：“以后告诉你。”吴玉萍说：“不！现在告诉我。要不，我更着急。”白刚只好简单说了一下经过。
吴玉萍听到白刚质问县委书记，马上生气说：“你接那个茬儿干啥？他不知道你在场就算了，你还站起来自报家门，这不是惹祸吗？”白刚也生气了：“他当着全村的人骂我、污辱我，我就受着？”吴玉萍说：“你呀！这个犟脾气就是改不了，为你这个脾气吃了多少亏呀！教训还不够吗？”白刚说：“那是在运动里，没有办法？”吴玉萍说：“现在就有办法了？你顶他几句，嘴痛快了，给你戴了地主帽子，这可怎么办？”吴玉萍痛苦地望着白刚。白刚无奈地回答了一句：“他爱戴戴呗！”
吴玉萍深知在农村戴帽不戴帽大不一样，这么大的事儿，他本想和白刚商量商量看看有啥解救的办法，但看到白刚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是又气又急，两眼的热泪簌簌地流下来了：“爱戴就戴！你说得轻巧。戴上地主帽子，你知道在人前是什么滋味？”吴玉萍想到白刚为摘右派帽经过多少曲折磨难，好容易摘掉了，再戴上个地主帽子，何年何月才能摘掉？越想越伤心，不觉哭出声来。
看到妻子为自己的事这么伤悲，这么受折磨，便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就罢休，气呼呼地说：“我告他去！”吴玉萍急得喊了起来：“你找死啊！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啊？告县委书记？信转到县里来，你还受得了吗？”说着哭得更厉害了。
老太太耳背没听见白刚说戴了地主帽子的事情，只看着两个人吵嘴，媳妇又哭又闹，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想劝说又插不上嘴，现在看见媳妇哭厉害了，实在忍不住了：“你们这是为啥呀！刚见面就吵嘴，都少说几句吧，有啥过不去的事，慢慢说，别吵架呀！”白刚大声说：“妈！你别管，我们没吵架。”老太太也伤心地流起泪来。抻起棉袄襟擦着眼泪小声叨叨说：“还想糊弄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又哭又闹的，还说没吵架。”
“噗！噗！”大喇叭又响了。大炮严厉地命令说：“五类分子们听着：立即到大队来开会！来了以后不许进会场，在门口排好队，听县委书记训话。”白刚家里的几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吴玉萍停止了哭泣，对白刚由埋怨又变成了担心：“怎么又叫五类分子开会？是不是为你的事？”白刚觉得刚把他赶回来，还能马上开他的会吗？便说：“不会。他爱喊喊吧！反正我不是五类分子。”意思是说我不去。大喇叭里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县委书记已经到会场了，你们要快！马上来，谁来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吴玉萍说：“刚才已经宣布你是地主分子，你还是去吧！”白刚说：“我去了不等于自投罗网，承认自己是地主分子吗？我不去！”吴玉萍担心地说：“不去行吗？”白刚气愤地说：“他说一句我是地主分子就是地主分子？我不能承认，不去！”
夫妻俩正在争论，大喇叭噗噗又响了：“白刚听着：就差你了！为啥不来？啊？快来！快！”听到指名道姓地呼叫白刚，吴玉萍的心又紧紧地揪在了一起，唉地长叹一声：“你看不去行吗？别惹祸了，走吧！”白刚别无选择，绷着脸咬紧牙关，一句话没说走了。吴玉萍看到他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犟劲儿又上来了。过去几次运动中，关键时刻他都是认死理不低头，结果每次都吃大亏。不知此去会有什么结果。和造反上来的县委书记顶撞还会有好结果吗？吴玉萍心里翻江倒海，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急得在屋里乱转。
婆婆始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媳妇满脸的不高兴，焦躁不安，便猜想是不是俩人早就闹了别扭？是不是嫌白刚配不上她？嫌我们成分不好连累了她？她不知道媳妇也是摘帽的右派。想劝劝媳妇又不知从哪里插嘴。只好劝解说：“你坐了半天的车，又走了几十里地，还不累，上炕歇歇吧！”吴玉萍说：“妈！我不累。你歇着吧，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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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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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以为是和儿子闹了气，不敢再说什么，唉了一声，拄着拐棍出去了。她是去搬救兵找孙子媳妇赵玉兰。吴玉萍急得在屋里走了一会子，便坐在炕沿上休息。正愁眉苦脸地发呆，见赵玉兰和老太太进来了，便着急地和赵玉兰说：“你叔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他们是开的啥会？”赵玉兰一看不是和她叔生气，而是为她叔担心，便放心了。她又不知道给他叔戴地主帽子的事儿，刚才大喇叭喊叫白刚的名字，她以为他叔没去开会，根本想不到成了五类分子。便痛快地说：“农村开个会，哪有那么快的。啰里啰唆的没个完。你着急我给你瞅瞅去，把我叔叫回来。”
赵玉兰说得很轻快，好像她一去，他叔立刻就可以回来。她的步子和她的话一样轻轻地转眼就飘走了，可是很快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喘息未定，便急着地说：“婶啊！你可得沉住气……”吴玉萍看见赵玉兰这种惊慌的样子，没等得她说完，已经慌了神儿：“怎么啦？”赵玉兰迟疑了一下，觉得是不是应该照实说，想了想瞒是瞒不住的，便说：“婶啊！你别着急。我没敢叫我叔。我到大队院里一看，大炮正对我叔喊叫呢！我没敢靠前，听那意思是质问我叔为啥不去开会。没听见我叔说啥，只见大炮一拍桌子吼叫说：县委书记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没听见我叔说了一句啥，大炮又一拍桌子说：‘政策？县委书记的话就是政策。你不是爱告状吗？告诉你郎书记已调省里当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你告吧！’我一听吓得没敢多呆就跑回来了。村里老地主都没帽了，怎么又给我叔戴了地主帽子呢！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人家还升了省里的大官，这更没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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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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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丈夫的命运，吴玉萍的眼前马上幻化出白刚挨批斗的画面，她心急如焚，坐卧不宁。突然又联想起昨天干校的那个斗争会，她打完早饭正端着往宿舍里去，也是大喇叭噗噗了两声，宣布吃完饭开全体大会。会上一群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等个个脖子上用粗铁丝勒着个大木牌子，黑色棉袄的袖子上绷着块白布，写着三反分子或是叛徒、特务×××，作为标记。
吴玉萍在“文革”中虽被“揭发”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偷听敌台”等等，但没有定案，没编入“黑帮队”，可也不算学员。不黑不白，使她时刻不得安宁。何况她还是个摘帽右派，丈夫又被劳改过，所以每次开大会她都是忐忑不安。批斗完几个不老实的黑帮分子以后好像会要完了，吴玉萍以为又躲过了一劫，心里刚刚松快一些，谁想到干校负责人大胡子几步跨到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说：“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老的阶级敌人不死心，现在又出现了新生的反革命。她本应站稳阶级立场，监督黑帮家属们劳动，她不但不监督，反而为黑帮家属们出谋划策，企图谋反。”听到这里，吴玉萍心中一惊：“这又是说谁呢？”这几天她一直就是和黑帮家属们在一起劳动，没发现有什么事情啊？
这时只听得台上一声吼：“把反革命押上来！”几个妇女便被红卫兵们连推带搡地押上了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是女工王洁，后面那几个女干部都是走资派家属，上台后低着头在自己的丈夫面前站成一排。独有王洁被推到台前，脖子下面挂着个大木牌子，两手反绑在背后。从批判中吴玉萍知道是因为她们在菜窖打落白菜的事。当时她也在场，因为她考虑自己是摘帽右派没有和她们一起闲扯。好险！幸亏自己躲在一边，要不也一定捆在台上了。
那天刚下过大雪，组长传令让妇女去菜窖劳动，她们都挺高兴以为不用下地挨冻了，可是到菜窖一看就都傻了眼，白菜从地面垛到房顶，最上面的菜要搬梯子才能摸到。菜是头场雪以后才砍下来的，全冻成实心了，在窖里一捂又伤热，结果外边叶子烂了，里边还是冰疙瘩。拿在手里冰凉，一抓一把烂菜，手套很快湿透了，黏腻腻地没法往下掰烂菜帮子，只好不戴手套，一会儿手就冻麻木了。
王洁起初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自愿登高爬梯子往下给人们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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