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起通报是：5月5日，因防治“非典”工作组织领导不力，中共白河县委书记周子成、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张大印同时被免除党内职务，张大印的县长职务任免按法定程序办理。
据通报，白河县太子山乡皮营行政村农民王某，４月２８日从北京一家医院打工辞职返乡后，５月１日被确诊为“非典”病例。在此期间，白河县委、县政府及县“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未能及时对王某的行动进行监控，没有对与王某接触过的人员全部采取果断的隔离措施，也没有对王某所乘坐的公交车、三轮车及乘客认真排查控制。
山阳市委的通报说，周子成作为中共白河县委书记，张大印作为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县长和县“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面对严峻的“非典”疫情，组织领导不力，工作措施不到位，造成了“非典”防治工作的被动。经山阳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周子成同志中共白河县委书记职务，免去张大印同志中共白河县委副书记职务，其行政职务任免按法定程序办理。
通报要求，山阳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汲取白河县委、县政府和周子成、张大印的教训，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群防群控措施，严防死守，夺取抗击“非典”的最后胜利。
白河县是吴天然的老家，周子成、张大印，他也极为熟悉。吴天然不由为周、张两人感到惋惜。同时，吴天然也对家里的父母担心起来，毕竟他们沙坪村和王某所在的太子山乡只有一河之隔。
据他的了解，周、张这两个人，特别是周子成，工作能力很强，为人也很低调，本来是下届市政府副市长的后备人选，万万没有想他居然撞到了非典的枪口上。按理说，周子成这样成熟的干部，单单从政治敏锐性这个角度来衡量，也不该犯下这种错误啊。
4月20日，那可是一个分水岭啊。在此之后，国家的问责力度越来越大，周子成难道就没有从空气中嗅到？
2003年4月20日，当高强走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时，吴天然马上意识到：事情发生变化了。
这是2003年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按照惯例，站在台上发布信息和接受记者们咨询的应该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在非典阴影笼罩的春天里，此前由官方发出来的声音是：“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却在4月11日再次将北京定为疫区。真相和谎言交织。政府对“非典”言行的任何细微变化都是外界追逐的焦点。
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吴天然推测会有一些变化，但一些情况仍让他感到大出意外。
代替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很快开口说话了：“截至4月18日，全国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807例，其中，北京339例……”而仅仅在五天前，官方披露的北京非典确诊病例只有37例。
高强承认：“由于有关部门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
当晚，新华社发稿：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两天后，孟学农请辞北京市市长职务的决定获人大通过。
张、孟两人免职的消息立刻成了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形象为之改观。胡舒立女士在《财经》杂志撰文：在2003年中国人抗击非典的这场历史性战役中，4月20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天开始，随着卫生部与北京市两位主管官员的去职，中国各地的疫情公布做到了公开、准确、全面和及时，防治非典进入了全线动员的新阶段。
而在国内政界则堪称引发了一场“地震”，被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掀起问责风暴的开端。
根据吴天然后来的了解，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长孟学农既是最早深陷非典泥潭中的两位高官，也是在问责风暴中首先被拉下马的官员。
2003年3月份，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之后，由新任总理温家宝提名的28位各部委负责人开始履新，其中，63岁的上海市南汇县人张文康在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职位上连任。他表决心说：“一不当太平官，二不当糊涂官，三不当贪官赃官，四不当‘面团官’。”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新一届政府将给中国带来更多憧憬。正如1月份刚刚当选北京市长的孟学农在记者见面会上庄严承诺：“新一届政府一定要做一个敢于负责任的政府，透明的政府。”
但非典的蔓延却为此定下了悲情基调。
最早发现于广东的非典型肺炎，在2月初春节期间变得沸沸扬扬。2月11日，广东官方正式面见媒体公布真相，承认广东当时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病人并有5例死亡。此后，广东和全国各地的媒体曾对此次不明肺炎引起的风波广泛报道，香港媒体亦有大幅刊登。
从3月下旬到4月初，身在北京的人们或多或少半带悠闲地同情着广东人和香港人，而获取信息的渠道基本上还是网络、短信等真假难辨、不知虚实的传闻。关于“非典”的报道，曾在2月集中于广东之后逐渐降温。人们普遍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早在3月6日，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到第一例非典病例。尽管网上关于“北京流行‘非典’”的帖子言之凿凿并指出了收治非典患者的医院，但由有关部门发出的声音中，仍被斥之为谣言。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在3月26日称，北京输入性非典型肺炎得到有效控制，病源没有向社会扩散，本地没有发现原发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首次有关北京非典型肺炎的官方报道。
真相被掩盖，使得在这个春天里，死亡是个秘密。但谎言仍在继续，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出席新闻发布会，他把“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一句话重复了好几次。
也是在那次新闻发布会上，张文康还郑重宣布：“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曾经做过医生的张文康，面对中外记者，拿着有关资料以非常肯定的语气介绍了北京的疫情：“12个病例，死亡3例。”
此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也表示，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不过国际上的反应并不像官方的表态这样轻松。原定于4月中旬在京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已经推迟；英国滚石乐队在京演唱计划也已取消。
此时，非典疫情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在全国蔓延传播。根据北京《财经》杂志的备忘录：到4月底，在中国的版图上，有疫情的省份达26个。
吴天然当然明白，中央处理官员决不是最终目标。2003年这场问责风暴，由酝酿到爆发，彰显了新一届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
当北京非典病例的真实情况披露后，4月11日，北京被世卫重新定为疫区。此后，政府表态发生了变化，从“完全有能力控制非典”变为“决定打一场硬仗”。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来到广东疾控中心，用到了一个词———“揪心”。温家宝总理在短短几天内分别下到北京佑安医院等一线阵地，看望医务人员。一切都预示着，非典防治工作将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政府也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前段时间政策上的不当之处，并切实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以弥补受损的形象，并力争将其可能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由此再回到4月20日下午这场新闻发布会，高强大幅修正了北京市的疫情统计数据，并承认了此前数据的不当之处。不难看出，此次问责风暴的要义在于：找出应当负责的人并且让其负责。
此后，仅在非典期间被问责的官员就达上百人。如果仅仅是为了处理几个失职官员，显然不是新一届政府所愿。非典问责后，政府开始摸索建设突发事件机制的经验。
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里对媒体如是阐述他的施政理念：“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事后证实，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吴天然在自己的笔记中写到，这些同志是因失职和违反党纪政纪被处理的。但是，被免职只是失去了领导职务，他们还可以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问题的关键是，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改正错误的前提是自我反思，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应当从这些同志的被免职中“明白”些什么呢？
不适应新时期党和人民对领导者的高标准、严要求就得离职。时代在发展，社会进步，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共产党的官不好当了。过去，只要不违法犯罪、严重失职渎职，到手的“乌纱帽”可以高枕无忧地一直戴下去，直至退休。小小的失职、失责、失误算什么，对地位似乎没有太大的“威胁”。现在不行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志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忠实实践。如果不牢记在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而是满足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状态，恐怕无法适应新的形势。既已如此，就休怪党和人民“不客气”了。
实践“三个代表”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不行的。实践“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要有艰苦细致的工作，实实在在的工夫。领导掌握权力，而权力意味着责任。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养成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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