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其墓冢前修建茂陵博物馆。
历代评价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石象生实物资料。可辨识的石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马踏匈奴》花岗岩制品，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约创作于公元前117年（西汉时期），原立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的霍去病墓前。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过誉》中评论度辽将军皇甫规的时候说：“孝武皇帝为骠骑将军霍去病治第舍，敕令视之，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去病外戚末属，一切武夫，尚能抗节洪毅；而规世家纯儒，何独负哉。”在外戚宦官专*制的东汉末年，应劭这类清流之士对于外戚是相当不齿的，以致有外戚末属之语，犹自对霍去病有称誉之辞。而皇甫规是当时的名将名臣，党锢之祸中又有精彩表现，应劭尚且认为其人其行未如霍去病。
（宋）何去非《何博士备论》之“霍去病论”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
至于赵云、岳飞都引用过霍去病的名言辞让皇上赐予的华屋美宅，也足见名将与名将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怕比王郎同志的评语来得更珍贵更有说服力。至于唐诗宋词中卫霍、汉家大将、封狼居胥更是用老了的典故。
戚将军纪效新书序（王世贞）：“余尝怪汉武帝时，下朝鲜，埽滇越，席卷瓯、闽、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难者匈奴耳，而大将军、骠骑将军以轻骑绝大漠，数得志焉。此岂尽出天幸，不至乏绝哉？而太史公传，自卤获封户外，略而不具载。意其人以文章高天下，怏怏奇数，不欲令武士见长耳。及读至帝欲以孙。吴兵法教骠骑，不肯受，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夫然后而知骠骑将军、大将军之微也。彼故长于技而短于法，即不尽出天幸，于后世何所见焉。”
《中国军事通史》之《西汉军事史》（作者：陈梧桐）
霍去病不是一个长于兵家理论的将领，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霍去病也不是—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相反，他在历史上又以“不省士”即不关心士卒的饥寒饱温而闻名。他出征之时，汉武帝曾遣太官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穿域蹋鞠”，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家。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霍去病具有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即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凶狠顽强。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例如，他为骠姚校尉时，居然仅率800骑兵而脱离大部队，追击数百里而与数倍于己的强敌（霍去病此战斩敌2028人。已是自己所率兵士的3倍弱，当时与之交战的匈奴军人数肯定要多于此数）。又如，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将兵迎接欲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匈奴军众“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局势十分混乱。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先“驰入”匈奴军中，“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干人”．控制了局势。由此可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霍去病作战“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之言不虚。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如元狩二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1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敌数千。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师大率减什七”，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
其次，霍去病绝不是只有意气之勇的匹夫，而是一员既勇且谋、能够决胜千里的战将。前引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语虽不无偏颇，但从中也可约略看出他的为将之道，这即是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同时又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战，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再次，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无论是800人的“轻勇骑”，还是l万人、5万人的大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如漠北之战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作战勇敢，加上优良的装备，所以霍去病的部队很可能是汉军的精锐之一，战斗力远远强于“诸宿将所将士马”。此外，在霍去病的麾下，还汇集了一些投降汉朝的匈奴族校尉，他们熟知匈奴道里，可以引导汉军长驱直入而不迷失方向，还可帮助汉军取食于敌，使他们得以轻装“绝大漠”，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快速的优势，捕捉战机，创造战机。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裙带关系和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具有一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屡建奇劝。
【霍去病胜利根本原因】
1。是国力的养成与利用。自高祖至景帝，汉朝长期积储，府库充实，是武帝变和亲为征战的前提之一。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与匈奴打了十几仗，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决，汉朝还收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并在边疆地区大开官田，补修长城，屯军达10万人之众。边疆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昌盛景象。
2。是主动和精准地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文帝时，匈奴曾两次大举入侵，兵锋直逼长安，京城危急，满朝惊恐。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
虽然汉武对匈奴的征战一直不休，汉朝对消灭匈奴更是不死不休的执着。但第一北方游牧民族消灭一个必然会兴起另一个，第二中原对游牧民族的作战代价极大，汉武后期国力不支，甚至漠北之战已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