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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41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道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骞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
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Paradox——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悻论、佯谬吧。其实，骆宾王身上也有明显的Paradox的，出现在他的文事与政举之间；不同的是，张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旋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抔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张春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末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上海人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