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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内，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西南各省年，四川民国党首领张澜在同盟的支持下再次当选四川省长。在我的指示和干涉下，张澜代表四川议会和四川督军刘存厚签署协议，刘存厚承认四川议会治理四川，四川议会和政府同意供给刘所部川军的军饷、武器，并向刘本人提供一笔可观的年约100万的“年薪”“国防费”。
此后，张澜在四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仿照同盟建立了省、县两级行政体系，在县以下推行自治；经济上，他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废除各地关卡和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建立厘关制度，建立了刘存厚控制区内的统一市场，由于该去此时没有通商口岸，因此在高额的厘税下，外地商品更主要的是国外商品开始迅速减少，因此，一年多以来，四川的工商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原本的手工业进一步繁荣，机器工业开始不断涌现。文化上，他建立四川大学，并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四川的教育发展，在对外关系上，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个人威望调节西南联盟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利用四川在西南优越的经济地位，先后与刘成勋、熊克武于1921年1月和12月签订了厘税同盟协定，使四川取得了在西南的经济主导地位。
熊克武治康更是应该彪斌青史，四川大量的人口流入西康，江东江西的河谷沃野中都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开始有人口流入西康的江南地区，这里原本居住者镫人、门巴人、珞巴人，汉族移民在这些肥沃的高原江南地区迅速开辟了一个个村屯，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为了自卫往往都装备武器，他们的存在更是有力的包围了边疆。在他的之下，康藏的秩序迅速的恢复，与西藏的贸易促使了康东邛莱山一带茶叶业的迅速复苏。康东南盐边县渡口发现的特大型铁矿熊克武也兴奋不已。
而在西藏，新的体制迅速确立，妨碍商贸的关卡被迅速的关闭，传统的茶马古道开始恢复，西康、四川的商品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西藏，而与英国的谈判则由于英国人不放弃对北京的努力而迟迟没有开始。这样一来，西藏和印度的交通基本中断。张荫棠一直在各地奔走，使劲他的全力修补出现裂痕的汉藏关系，与此同时他最关心的却是教育，他把不多的金费投入到西藏的教育之中，西藏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孩童都被他要求进入拉萨和日喀则学堂就读，这样的学堂使用汉藏双语教学，优秀的学生根据合同盟的协议将会进入同盟的各所公立大学学习。
刘伯承推行藏军的改革，他所辖制两个代本一千人的藏军进驻曲水和江孜。根据同西藏僧俗各界贵族达成的协议和大公会所公议，督军辖藏军以及归属司伦署管辖的西藏驻军看守运输线的西藏三十九族余部和达木八旗以及直辖藏军及其家属脱离农奴籍，成为自由民，由此产生了总人数在12000人以上的西藏军属自由民阶层。与此同时，西藏司伦署回合大公会所还未西藏驻军当雄、拉萨、曲水、江孜、帕里一线划出若干军屯区供驻军军屯之需。由此，内地驻军开始在西藏建立军屯农场，驻军的给养开始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贵州王文华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感谢新来得小弟）；贵州面积达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作为耕地的坝子地和丘陵地的面积只占到面积的3％和10％；虽然开发较晚，因此存在着人均占有耕地较少的问题。为此；王文华另辟蹊径；他一方面仿照东北一方面在政治上在省政府和地方治理上都进行了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开始首次推行严格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是严格限制外来的农业人口流入；而是利用贵州87％的山地大力发展林牧业。贵州存在大面积的森林和宜牧草山草坡；有着发展林牧的条件。为了获得建设现代工商业社会已经发展军备的资金；王文华政府大力鼓励商品性农业的发展；有着传统的林业、烤烟、油菜受到大力的鼓励。在工商业方面，王文华通过统一市场、整顿税制，不但充实了财政，也为贵州这个老少边穷的省份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木材加工业、烟草业、炸油业、酿酒业得到大力的支持。当然，在落后的地区，政府的作用往往十分明显。王文华政府在贵阳兴办了水电事业，使贵阳这个城市有了现代城市的气象。贵西北的煤炭得到了开发，已经隐然成为西南最大的煤炭基地；铝矿资源得到了发现，新的炼铝企业已经基本筹建完成，正在等待时机到上海金融市场上市。
而在云南，随着进步的各方势力开始公开禁烟，烟草业的发展成了各方不约而同的选择年12月，全省五个镇守使区联合成立了云南联合烟草公司，该公司已经成为国内第三大烟草公司，仅次于美商的英美烟草和国内的南洋兄弟烟草。与此同时，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由于有效的政府的建立、法律的实行、税制的改革，云南各地的工商业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最财大气粗的省督军顾品先甚至还带头集股动员云南各界兴办了云南自己的铁路（东）川昆（明）铁路，这条铁路虽然不长，但是事实证明这对于云南的社会发展显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第六十二章 关内变化
西南崛起的新贵无疑是刘湘，他所处的东川道乃是西南向东的门户，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商埠，当然税收也是最丰富的了，因此刘湘是西南资金来源最丰富的两个人之一，这两个人就是刘湘和刘存厚。刘湘由于地处富地，因而他改革的**就不太强烈，但是，为了站稳脚跟，他对军事工业还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西南唯一的兵工厂——四川兵工厂在成都。在1921年，经过紧张的筹备，在东北的帮助下，一个小型的弹药工厂在重庆成立。
当然，谁都知道，要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就必须要有钢铁，但是自从1920年北京战争以来，由于没有了强有力的中央约束后，各地厘金率开始毫无节制的增长起来，因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总不会缺，但是总有军阀的胃口是填不满的，一旦有人开头，如果别人不跟进，或者不应对的话，那么只有自己倒霉。随着厘金率的增加，进口钢铁的价格急剧的上涨起来，已经比一年前上涨了一倍以上。
虽然外国列强对此强烈不满，但是，作为全国各地的普遍行为，抗议是可以的，但是抗议却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一个当权者产生世纪的作用。尽管厘金的上涨对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产生了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进口商品也必须缴纳厘金，因此，离海岸线越远，往往受到的实际关税保护就越大，比如在四川，进口商品量已经大大的减少了，这在西部省份当中是普遍的现象。
这种对外国商品征厘的现象出现于同盟，发展于湖南，到1922年初已经席卷全国了。同盟征厘起于同盟与关内各省的边境，是防止同盟进口的低关税商品流入关内，而湖南则完全表示了革命的激进主义，湖南工商业不发达，因此财政比较紧张，但是关税在国境征收，湖南根本没有可能得到。这样，湖南不可能从进口商品中获得什么收益，相反的，进口商品却冲击着湖南的本省工商业，进而对湖南财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1920年底的，湖南议会通过法案，向一切进入湖南的商品征厘，湖南工商界顿时弹冠相庆，21年的湖南财政迅速好转，最终，在湖南宪法中这种原则得到了确立。
为了降低成本，章鸿昭的地质所的地质人员在刘湘的要求下在东川进行了普遍的探矿行动，在重庆附近发现了煤矿和铁矿，这种搭配在西南非常罕见，另一支探矿人员在康东南发现的渡口铁矿虽然要巨大的多，但是最近的煤矿却在云南昭通和贵州水城。因此，倘若要开发渡口的铁矿，就必须建设铁路将铁矿和煤田连接起来，而这将需要巨大的投资以及时间。当然，即使建成了，工厂也不在刘湘的控制之中，显然自己建厂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此在年底的了矿产报告后，刘湘就筹划着如何建厂，当然东北的榜样和张澜的压力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因此，刘湘一方面在政治上进行了开明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经济上他也不得不讨好东川工商业界，与张澜就四川铁路问题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他也表示将会把钢铁厂交由商办，毕竟连十几万吨产量的钢铁厂都可以私营，那么这个新的计划中的不大的钢铁企业为什么不能由商办呢？刘湘倾向进步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张澜是他的老师，这可不简单阿。军阀往往都靠同乡、朋友特别是师生、同学关系笼络人心，因此他自己若不尊师重道，那么就难以做人了。
除了西南，关内的其他的地方虽然政治变化不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变化就十分明显了。在安徽，倪嗣冲在段祺瑞的支持下以军事战备为要旨，一方面在日本的支持下整顿军备，整编安武军，将五路改为五师编制，加强军队的训练和战备，另一方面为了调动军队，联系皖系的南北两集团，安徽在日本的贷款下开始实行铁路计划，计划中的铁路从津浦路蚌埠开始向南经合肥到达安徽首府安庆，同时在合肥开始引向东南，走巢湖边上到达裕溪口，通过渡轮过长江后到达芜湖，沿着青江流域向上到达宁国接着越过天目山走安吉南到达杭州，最后通过沪杭铁路到达上海，这样通过津浦路和新的铁路线，皖系的军队就避开了沪宁线而通过自己控制的铁路线连为一体，从而使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
安徽的整个施政方针都是围绕军事备战的，因为安徽东西南北四面为直系所包围，它基本割裂了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