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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地接湖北，因此该部实际上给养充足，后勤也很有保障。随着皖系中央的倒台，陈树藩的北退，陕南陷入了异己势力的包围之中，正像当年陈树藩倒向皖系一样，贾德耀很快看清形势，倒向了也为北洋派系的直系，一方面向吴佩孚大现殷勤，另一方面依靠王占元控制的汉阳兵工厂的维持军备补给。对于贾德耀而言，最令他担心的是同盟的态度，因为一旦同盟支持于右任，那么于右任南下的可能就大大的增加了。不过，他现在最担心的却是湖北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湖北由于王占元两年多以来的恶劣治理，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全省绅商各界怨气沸腾，政界和军界随时可能爆发全面冲突。而这正是我之所以答应于右任的原因所在，现在湖北动乱爆发的时间的按钮控制在我手里，作为民国党首脑和湖北政界的遥控者，我可以基本决定湖北的政治风向。
湖北地处华中，乃是九省通衢，自古要占据长江流域就必须要占据湖北，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可谓重要万分年前，前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与草莽天子洪秀全在长江流域征战十余年，然而后人评价，虽然曾国藩屡战屡败，但是正是因为他始终控制着上游的湖北，所以他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战略上都是出于攻势，十年苦战终能战胜对手。曾国藩本人创立的湘军更可以说是当代个军阀的老祖宗，他的建军思想和实深深的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分裂、军阀格局的造始者。
大约40年前，张之洞署理前清湖广总督，实际控制了这块宝地，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湖北稻田密布、遍植棉花、蚕桑、茶树，除了拥有中国传统的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外，以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为重心的现代工业更使湖北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此后，利用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钢铁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为庞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与此同时，湖北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大量人员出国留学，湖北是中国文化风气开化最早的地区之。在晚清的练兵大潮中，湖北的军事力量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军，同为全国的模范军之一。
正因为湖北独特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地位，不论是自曾国藩而来的洋务派，还是此后的立宪派，包括辛亥后的进步党人都把湖北作为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一派人表面上看都属于保守派，但是由于他们的头面人物往往不是政界要人就是经济巨子，又或者是文化名人，与政府和社会上层的关系千丝万缕，他们的倾向一脉相承、基本一致，可以说是社会的改良派。他们和孙中山一系的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激进派长期在政治观点上进行对峙和斗争。
立宪党人和进步党人的头面人物汤化龙就是湖北浠水人，这个汤化龙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可和张謇齐名，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为了国家多方奔走，留下了赫赫的名声。辛亥革命更是湖北一时成为全国的风云省份，也使一个保守的军人黎元洪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一度成为第三个总统。自从南北分裂出现一来，湖北很快落入了北洋派的手中，成为了北方进攻南方的前沿基地和根据地。中国近代多年以来，各省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难以根除，虽然袁世凯把持了中央政权，但是在他的治下，地方省议会一直要求有自治权，各省议会都是由地方的改良派所把持。随着护国运动的结束、段祺瑞的失败，以地方势力为中心，进步党一系开始了巨大的变革。
进步党本来在中央国会中与国民党的实力不相上下，但是自从安福国会以来，进步党的主流势力也受到了重大的压抑。在领袖人物上，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开始渐渐的脱离政治，埋头国学，进步党一时群龙无首，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阐述上都陷入了低潮之中。唯一还能发出的声音就是主要由进步党系名流组成的和平期成会还在发出微弱的但却代表了国人心声的和平呼声。尽管进步党在中央失势，但是在地方上进步党的庞大势力仍然存在年以来，我在东北联合东北的与进步党系或与进步党系密切联系，成立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后盾的民国党，首次抛开中央政权，以地方为重心开始重新整合改良派的政治势力，渐渐的以民国党为中心，改良派在关外得到了一块可靠的根据地，开始建立有效的政府并实施改良派的政策主张。
民国党起初虽然也是改良派的一个派系，但是他的政治主张显然已经与进步党的改良主张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进步党本有改良派的各政党联合而成，虽然内部派系林立，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高度的一致。该党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他的政纲被宣布为：（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很显然，此时的改良派虽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概念，但是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国家主义理念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国家主义的本意是通过国家的强权维持民族的自立和公共秩序，为改良的实行提供条件。这个理论表面上一看似乎很好，但是实际中每每被**势力所利用，从袁世凯到段祺瑞，虽然改良派支持他们建立强权国家，但是他们都是把改良派当作工具，最后不但国家南北分裂、内战不断，而且军阀门利用军事强权屡屡侵犯改良派的政治经济利益，把他们的政治要求置之不顾，用得着就招徕，不用了又踢去。大概也是因为如此，进步党的理论家梁启超最后实际上退出了政坛。
在建立民国党的时候，我就吸取了以往的政治教训，在党纲中明确的把过去颠倒的自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再次颠倒过来，民国当首先争民权，然后才是争国权，因为用我的话说，“国权只有掌握在民众的手中才是可靠的，倘若没有民权、国家不属于民众，即使一时争回了国权也难保长久，这种例子近百年来可谓数不胜数。”正是认识到了军阀在激烈的混战中为了私人利益不惜内侵民权、外辱国权恶劣现象，民国党才不主张短期内武力急统，而转而主张各省自治、和平相处。与此同时民国党主张军人不干政，这正是要消除军阀对政治的影响。因此自同盟成立以来，不但改革了军队的组织、编制、人员的招募，也严格限制军人涉足政治领域，甚至连军人对政治公开发表意见都是到军规的限制。经过数年的经营，如今的国民军已经成为同盟有产平民组成、用同盟政府控制给养和权力一支政府军队。可以说，如今就算你的影响再大，由有家有业的军人组成的军队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私军。
在五四风潮中，借着关内进步党名流访问关外之际，民国上下全力活动，终于说服了和平期成会诸君，不但使他们同意加入了民国党，也使得民国党的新改良主张开始获得了整个改良派上层的认可。此后，民国党开始整合整个进步党的遗产，当这些民国党新进大员返回关内的时候，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各省发展民国党的组织和势力。根据民国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民国党在短期内都避免和各省的军阀当权派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是采取合法活动的方针，组织的任务是宣传民国党的新式改良主张，而各省的民国党的活动大都以省议会为中心展开。正因为这个方针，即使在湖北这个军阀横行的省份，民国党也没有轻易打出驱王的旗号，而是全力同王占元周旋，而把这些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和新兴的劳动党。
第七十三章 应对部署
然而，王占元是无可救药的，他在湖北占地为王，几乎每天都想想着怎么向各界勒索，整个湖北军界在他的影响和默许下敛财成风，也正因为这样，军队的军饷克扣严重，自1921年发生由于克扣军饷而导致的军队叛变以来，由下层军官领导的哗变事件两年来屡见不鲜，军队下层怨声载道。王占元的敛财行动也使得长江流域的东西交通大受影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此严重不满。对于省议会，王占元一方面要利用她来粉饰民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议会和议员的政治行动，因此王占元不喜欢激进的政治势力是显而易见的，暂时隐藏了真实意图的湖北民国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汤化龙虽然在1918年去世了，但是它的左膀右臂还在，这些人就是夏寿康和张国淦。虽然进步党的大老黎元洪还活着，但是很显然有他出面是十分不合适的。
熊希龄本人就是湖南人，自古湖南湖北就异常亲近，何况熊希龄与这两人本就是多年的好友。在我的授意下，几番书信往来，这两人就于1920年5月同意加入民国党并出面组织湖北民国党部。我想在这一过程中，我在北京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获得了难以估价得好名声，这也为民国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象湖北、四川这样的重要省份改良派都是在观望一年多后，由于北京战争的巨大影响而加入民国党组织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夏寿康为首的民国党组织都十分的收敛，虽然湖北各界强烈的反对王占元，民国党也对王占元进行了批评，但是这种痒痒的动作在湖北各界激烈的言词中就像的温和多了，因此王占元一时对民国党似乎十分的满意。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民国党终于在21年底成为了湖北议会中最大的党派，在这个时候，王占元已经成为湖北各界的“公敌”了，连英国人也对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我的同意后，羽翼渐丰的民国当终于露出了他的狰狞的面目，当然这些说起来都是那么的冠冕堂皇，是为了争“天赋人权”。民国党先是在议会中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