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炮击，当然这种事当然是拥有火炮优势的直军占了便宜，但是他们炮火有限，也难以改变战场局势。一时间，国内外各方围绕是战是和，一方面展开竭力的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各方为了战胜对手或者为了在未来的和谈中取得有利地位，纷纷开始调兵遣将。
而我心中一方面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徐海地区开这个恶劣的先例，也想让关内各方消耗一下实力，另一方面又怕战争烧得过于猛烈，使得关内遭受巨大的浩劫，这也不是我愿意看到了。当然，曾此各方在徐州角力的机会，我跳出圈外，乘机收拾甘肃，彻底解决西北问题，才是我的战略重点日，就在各方接受徐世昌到北京商谈和平的邀请时候，我收到甘肃敦煌来电，“我方遭袭！”
机会来了！我派往敦煌的小组一方面进行一定的科学考察，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西方盗掘者”的来临年初美国人华尔纳来到中国，这个家伙一到敦煌就被小人员发现，因为在如此偏远的中国西部，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是盗掘者。当华尔纳进入莫高窟，在惊叹于她的神奇后，他就用早就想好了的方法，准备用胶带粘走壁画，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就出来了，然后双方就开始争执，然后双方就开始冲突，最后，华尔纳开枪打伤了“中国方面的专家”常书鸿，致使其受到“重伤”。当然，根据后来的解密资料，华尔纳根本就没开枪，常书鸿只是受了“轻伤”，而且他当时以最低的标准来说也只能勉强说是专家。
当然，对于处心积虑的我来说，这些已经够了。从这个名义上的“中科院国学所敦煌考察队”出发开始，民国时报就开始不间断的进行报道，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头版头条，甚至是在徐海事件爆发后，也没有把他移出头版。自然，在我的精心策划下，在同盟和全国范围内营造了一种文化郁闷情绪，就是对文化惨史的痛心，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文化遗产的论调。很自然的，早已在科不多省东南的第1骑兵旅接到电报后，立即在12个小时内启程，穿过居延海绿洲，以保护科学家生命安全以及国家文化遗产为名，强行进入甘肃肃州。
肃州镇守史吴桐仁的部队大部驻扎在酒泉，其他的散布在辖区的各县，其总兵力不足5000人，一听说，国民军大举入境，一边急报兰州，一边派人前往迎接，而他自己则因情况不明而躲在酒泉城里，国民军大部驻扎在酒泉西侧不远的嘉峪关，派出半个营的兵力到敦煌“进行保卫工作。”第二日，我发表讲话，指责“张广建治理不利，致使国宝遭劫，我科学人员生命遭到威胁”，“本来同盟不应该干涉甘肃的事务，但是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不是甘肃的敦煌”，因此，我“郑重的要求张广建引咎下野，交由甘肃各界和全国民众另选贤能。”相应的，对于关内的徐海事件似乎也“软弱了不少”。
一时之间，举国媒体争论不休，纷纷嚷嚷，各种声音都有，但是由于我早就着力经营媒体，又刻意造势，自然大部分声音都被我牵着走，何况对于对民主几乎没有好感的张广建，视自由为生命的媒体自然没什么理由为他说话。然后，我就开始策动甘肃的镇守史倒戈，首先调动起来的是凉州（武威）马廷镶、甘州（张掖）马麟两人，他们在27日、28日先后通电附和，他们早就不顺眼了，然后在30日，在国民军的军事压力下，吴桐仁也宣布附和。
当然，此时的张广建自然派出了一万人，企图迫使河西两镇屈服，但是29日，宁夏、青海先后通电表示赞同我的观点，自然嘛，墙倒众人推，西北没人相信张广建还能度过此劫。于是，军队刚刚离开兰州越过乌艄岭，张广建害怕东南三镇也跟着起哄，引起后院起火，又命令军队撤回兰州，凭险固守，他的两万军队要想抵挡这些分散的镇守史还是有希望的。当然，他的重点随即也转移到了北京的外交场合。
北京会议是各方在全国的和平呼声和各方的面子下召开的，要说最大的受益者，那很可能是徐世昌，这位老人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对和平的热诚！”当然，国内外的要求下，各方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但是从各方的代表的级别就可以看出，其实各方都没有抱太大的愿望，各方的当事人每一个到来的，只是派出了各自的代表，而我自然也不会自己送上门，倒是西方各国和日本都派出了各自的驻北京的大使参加会议。
我想这些人大概也显得发慌了，北京这个辉煌的古都，如今他似乎成了中国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使们也沦落到成了中国各地领事馆的联络员。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作为一种享受，他愿意呆在北京，因为这里到处是有趣的东西，城市又是中国大城市中少有的宁静之城，但是如果为了政治抱负，那么我宁愿去充满喧嚣的沈阳，即使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领事而不是大使！”
事实也是这样，北京表面上热闹，但是早就成了外交场合老油条的西方各国明智的把重点放在了各地的领事馆。英美希望我能打进关内，狠狠的灭一下皖系和日本的威风，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日本的国家战略不论是南下还是北进都是以中国大陆丰富的资源为基础的，而这又是以日本在大陆强大的势力为标志的。一旦其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必然会狗急跳墙，那个时候，日本最大的可能是北进，他大概还没傻到去在实力大损后拈西方控制的南洋这个硬桃子。
就算我能够取得黄河以北，也难保吴佩孚不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日本人选择战争的地点和时间了，如此一来，我无疑是给刚刚在五月份取得了大选胜利的的日本政党势力制造了最大的麻烦。日本一旦决定北进，很可能利用中国的内争发动对东北的战争，那时候，在我南边的吴佩孚能够顾及民族大义，不从我背后统一刀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一旦爆发战争，我也不会输，相反取得西方的支持下，我有信心击败日本的挑衅，但是，那将会是一场残酷异常的长期战争。
如果能够通过短期战争达到目的，我就不会愚蠢的选择另一场让以万计的人丧生的战争。而我就有这样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出牌，这是我的性格。因此，除非我已经决定了对日本战争的时间，否则，我就要让他按下心来，如此我也才能安下心来。对于英美的要求，我打了一些官腔，只是比表示不会坐视徐海的非法自治行为。对于吴佩孚，我向他保证军火的供给，但是倘若徐树诤加入战争导致不利局面的话，我就会出兵。
皖系和日本显然也看到了我态度的软化，于是他们就试探着以甘肃为代价，希望我能够支持徐海地区的自治。但是要我公开支持自治，那是不可能的，我想他们表示，立宪自治是不行的，当然善后的具体方法还是可以谈的。双方的要求都有不小的距离，直系希望徐海自治取消，该地重新归入江苏，军力强大的吴佩孚甚至希望藉此机会吞并安徽，将直系连为一体，实现称霸中原的夙愿。
如此一来，此次的北京会谈注定毫无结果，双方从一开始就在通过各种手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直皖双方壁垒分明，因为谁都明白，这个时候，倘若自己所在的派系输掉战争，那么祸端落到自己的头上的日子就不满了。在山西，阎锡山态度暧昧，我看他最多答应牵制吴佩孚的军队，徐树铮在北线布置了四个师，邯郸、大名铁路沿线各布置了一个师，实际上也只能是牵制，皖系北线能够参战的只有鲁军，其现在能够动员的最大兵力为万人。
而吴佩孚在北线有6个师，总兵力9万余人，除去豫西防卫山西的一个师，豫北防卫直隶的两个师，他能够动用的有三个师万人，因此北线吴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南线湖北，吴佩孚有4个师，虽然还有一些缺编，但是总兵力仍然达到了4万人，加上孙传芳的两个师，总兵力达到了万人，此外江西的军队也可能参战。在安徽方面，皖西南只有两个师万人，可以立即增援的是合肥的一个师。因此短期内，吴军在南线将会占据绝对优势。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向吴佩孚空运了24门大炮，一个师的当年德国赠送的装备，李纯也通过海路和空中运输获得18门大炮，一个师的日械装备、一个师的旧德式装备，其他的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在这次空前的军火买卖中，五月底刚刚出厂的8架C…10型运输机派上了大用场，为了紧急运输，航空总属把空运当作试飞，虽然有点冒险，没想到竟然大获成功。关内各军只有京兆宛平南苑有一个小规模的航空力量，因此关内的天空可以说是不设防的。这种C…10载重量达到了3吨，虽然载重量小于西氏公司的设计，但是他的性价比比较好，而且更加容易起飞降落。
北京会谈从6月1日开始，双方在那边互相扯皮，在那边看谁更有耐心。而在前线战场，双方只是不停的炮击一级小规模的战斗，一个月来，双方伤亡不过不足1000人而已。双方都在加紧战备，无论是同盟还是日本，军事储备都被迅速的输送到前线，正是这一场战争使得1922年几乎停产险些被日本人吞并的汉冶萍公司起死回生，因为不论是汉阳兵工厂还是洛阳兵工厂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各种武器弹药。这家公司在1923年进行了技术改造，1923年底上市，CSC持有10％的股份，是其第二大股东。
月3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直系军队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淮河战线，第17是利用战争间歇迅速的补充了新兵，当日夜苏军总兵力一个师两个旅万余人在39门**以及各种其他各总口径火炮的支援下向万张军淮阴守军发动进攻。还有一个旅准备从涟水方向渡河，这里虽然交通不便，但是河水由于淮河淤塞去要相对小一些。张军凭和而守，此时正值梅雨，这淮河此时正在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