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部，白天治疗晚上回来，非住医院不可的，父亲或姐姐早晚得送饭，交药费时，陪同病人的亲属会直接找到我父亲单位……父亲从不说是借钱，而是说：等一会儿。那时父亲简直就是办事主管、主治大夫、财务部长，没人相信他会去向人借钱，一百多元的收入在那些人眼里是天文数字，是永远也花不完的，留着有什么用呢？后来，奶奶去逝了，这种情形便渐渐消失了，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没人再进城来看我们了，父亲也极少再到乡下，父亲携全家开始了漫长的还债旅途，直到八十年代中叶我们姊妹全都工作了，家里才抖净了一身债务。如今的乡下亲戚再也不会羡慕那几个工资，相继都富了起来，偶尔有人进城办事路过我家，也是饭不吃水不喝，提的礼让我们乍舌，看到我们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不免流露出一丝嘲笑，父亲仍是那么热情，但愈热情人家就愈急着走，似乎后悔不该来。*的政策是五十年一百年不变，而父亲对乡下人的态度也是一辈子不变，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乡下的亲戚富裕了也是他的愿望实现了，不管人家怎么想，他是绝不向那些他曾帮助过的亲戚开口要什么的，别人的终归是别人的。
想想那些年，生活不富裕，生活内容也单调乏味，美好的理想如画饼充饥，能吃到半个看着一个就足矣，尚或有一点点新生事物出现，就觉得充实极了，比如我上小学二年级那年，家里买了“台”半导体，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普通人家里的奢侈品，虽说它长不过20厘米、宽不过10厘米，厚不足4厘米，但摆在家里的半截柜上显得十分耀眼，简直就是“大件”。记得那天下午放学，我一进门就发现了桌上摆着一只崭新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敢确定那是真的、借的还是自家的，父亲高兴地问我：“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怎么能不知道？在商店里我在它面前常常不忍离去，对它的奢望、猜想太多太多了，我激动地问父亲：“咱家的？”父亲笑着点点头，我立刻冲过去拿起它，又怕丢到地上摔坏，便把它放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说明书找开关，终于它被我弄响了，调出少儿节目，播放的是一首儿童歌曲：
小蜜蜂，嗡嗡叫嗡嗡叫，
红小兵学农到近郊
……
时间太久了，我只记得这几句歌词。自从有了收音机我便早晚围着它转，爬墙上树少了，也没空儿和别的男孩打架了，最迷我的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我从不错过收听时间，早上没听上等中午回来听，中午没听全晚上补听，什么《矿山风云》、《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海岛女民兵》、《艳阳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从少儿作品到**作品，从中国小说到世界名著，半导体伴随我渐渐长大。在七十年代，有几部小说给我印象极深，从《新来的小石柱》中，我知道了“锦标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体育事业就是要大家集体都能完成1080°转体，绝不能象陈超那样标新立异搞个人动做，要提防阶级敌人借赠苍鹰图腐蚀我们；从《向阳院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劳动就是放了学去工地上帮工人扒沙浆，绝不能用自刻的小石猴去卖钱搞资本主义；从《艳阳天》中我认识了劳动人民高大全的形象，秋后分红就是资本主义抬头……，那时候我脑子里装满了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由于警惕性过高，我和几个爱听小说的同学把学校门前小卖部里的独腿老头当阶级敌人监视了起来，我们怀疑他与《海岛女民兵》中的台湾特务刘阿泰有关，尤其是那条假腿，我们怀疑里面也装了发报机，有个同学尾随他进了厕所，看见他解下假腿，便认为是要发报硬要检查，结果被老头儿骂了出来：“滚*蛋！老子这是抗美援朝炸掉的。”但是，我们仍不放松警惕性，经常把发现的“敌情”报告老师或家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亲近那部半导体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吧，各家相继买了黑白电视，有声有像的小屏幕替代了它，至少我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那部半导体只有父亲常摆弄它，再后来它摔了几次，最后终于坏了，陈积厚土无人问津，我上高中的时候收破烂的把它收走了。
四、红色向阳院
当那只半导体还“年轻”的时候，一部《向阳院的故事》几乎吸引了所有小学生甚至中学生乃至家长们，从临近暑假一直播到放暑假后不久，刚刚放假的孩子们象脱缰的野马到处乱窜，而有一部分孩子便受了故事的影响四处寻找工地扒沙浆，结果上门告状的工人满脸怒气，因为施工用的水泥中被掺进了粗粒砂子；不久，同名电影《向阳院的故事》上映了，找砂浆的孩子有增无减，工地的人便告到了街道办，为了使孩子们不再盲目地模仿故事，街道办便决定成立向阳院，新生事物产生了，街道办为百十多个大院统一编了号，一个个向阳院便诞生了。孩子们的热情有了归处，不再去找那从未见过的沙浆，而是比赛看谁起得早来打扫大院的卫生，孩子们大清早五点多就拿了笤帚抢着扫院子，一时间尘土飞扬笑声震天，那段时间里，我爱睡懒觉的毛病被纠正过来。向阳院的成立的确给大人们帮了不少忙，孩子们变勤快了，听话了，也团结了，不再往外跑，到处可见向阳院精神，只要有人去院外的垃圾台倒垃圾，便会有红小兵过来帮忙，渐渐地向*神升华为雷锋精神。
程家也委派二女儿程雯出面参加向阳院活动，她的手里总拿着把笤帚，喊声也比别人大的多，大孩子不听她的指挥，她便组织一帮比她小的孩子扫地，最后总是把一点点垃圾集中在她家门前并揽进她家的垃圾筐，然后再由她指挥着几个孩子轮换着抬上往垃圾台走去。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孩子们照例打扫大院，程雯又召集了那些小孩子在她家门前，就见她妈出出进进好几趟往筐里倒东西，地还没扫完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该倒垃圾了，小孩子们一哄而散，程雯手拿笤帚喊着：“还没倒呢！”孩子们说：“太重了，我们抬不动”。程雯望着垃圾筐发呆了；从那以后，小孩子们加入了大队人马，没人再听她使唤。
暑假快结束了，也入秋了，一连下了两天雨，雨后的院子光光的不用扫，又过了几天，开学了，孩子们没有精力再顾向阳院的事，渐渐的冬天到了，向阳院的事已被人们淡忘了，下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各家只扫门前雪。
五、被迫停课
我上小学时的第一班主任，是一位从农村考进师专毕业后分到我们学校的，接任我们班时她已入而立之年，并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不知她从哪里得知，我是家中最小并且是唯一的男孩，她经常在别的老师面前突然抓住疯跑的我对人家说：“看，家里四个姐就这一个宝贝*”。起初我不以为然，后来次数多了我便颇为反感，我从她的口气中感觉到了羡慕的意味，又从她的表情里读到了一丝仇视，于是每当下课时，我一看见她和哪个女老师在闲聊，便总是有意避开，以免她再重复那句话。因此，我好几次拒绝当班长，因为当了班长就得经常到校办公室，几十个教师都集中在那个大房子里改作业，难保她不会挨个儿给人家宣布我在家的“地位”，为此我也许深深地得罪了她。
一天下午，三年级临时通知不上课，但我因为是校文艺队的要排节目仍然到校，由于到的太早，便在操场边的沙坑处玩起来，我学着体育班的同学的样子练跳远，口袋里用来做毽子的几枚“麻钱”掉了出来，正要捡起来，班主任四岁的大儿子李季跑过来喊到：“那是我的，给我！”我早就听同学说他这个儿子爱抢班里同学的东西，要是不给他就会跑到他妈那儿大哭大闹，可我天生犟得出奇，装起麻钱往排节目的会议室走，他便一**坐在地下，面对着沙坑北面二十米处他家的住处大喊：“妈，他不给我！”我没理他，径直走了。
这是一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那孩子那时如果好好向我索要，我也许会把所有麻钱都给他，可他那种蛮横的态度是我无法接受的；但如果他妈第二天上午放学也象留别人那样叫住我，然后对我说：“把你的麻钱给我们小季几个吧，你是哥哥嘛！”我会毫不犹豫地送给她，可我绝对不会主动送给他，正如我从不在学雷锋日举手同意到班主任家发扬雷锋精神，什么买煤呀、买粮呀、刷房呀等等，而举手的大都是考试不爱及格的。现在想来这是我做人的缺陷，也许我会帮一个拉着满车重物的老人推车上坡，但绝不会临过年跑到领导家帮忙刷房子。人与人相处，本应是相互帮助的，但那种看人行事的帮法未免让人贱看；比如单位开大会，我看见小刘满头大汗地抱着一尺多高的文件袋掉下来，那位女领导竟擦肩而去不理会，帮小刘的是同样也抱着文件的小张，一位是空手而过不予理会，一位是放下手里的帮别人，于是我从后面急赶过去帮这二位，我更加坚信官帮官，民帮民是条真理。
麻钱的事我一夜间早忘光了，怎么也不会想到它暗藏着祸事。第二天一上早自习，我就被班主任叫走了，我随她来到她家，这实际上是学校的宿舍，屋子很小，一张办公桌紧挨着窗下挤着，一张木板双人床紧靠墙拐角，空地上仅够两个人站着，那张床上坐着个中等偏瘦的中年男子，我的班主任表情极为严肃地给我介绍：“这是小季他爸，兴庆小学的体育老师。”我很有礼貌地问候了他，他没有理我，而是把头扭向身后问：“小季，肚子还疼吗？”我这才发现昏暗的屋里还有一个人，她的大儿子小季坐在被窝里，小季把目光递向他妈答到：“疼。”班主任便开始了正式审问：“昨天下午到校了？”我回答：“到了，文艺队排节目。”她又问：“你见我们小季没有？”我回答：“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