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的生活？还有什么能称为畸形的呢？他和他老婆？不，那不叫畸形。这么说，就是他和他岳母了。
那个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异常可怕的东西，固执、坚韧，不可摧毁。……她是他的老师，他是她的学生、她的女婿。她把她的女儿嫁给了他……或者说她无法容忍其他的女人和他在一起，除了她的女儿。
他们三人生活在一起，永远。她那恶狠狠的语气——以后你离钟新远一点，——她因为嫉妒而发疯，她根本不是出来捍卫她女儿的婚姻，她是为她自己，因为，她爱钟新！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就因为曾经是他的老师，她就有这个权利吗？
我无法想象年轻的钟新以怎样的姿态依偎在她苍老的怀抱里……他们会Zuo爱吗？我陡然回忆起那天我在他们家窗口所看到的钟新搀扶她的温馨一幕……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呢？或者摈弃了肉体的需求？或者以前有肉体的交流后来又转变为精神依赖？
无疑，一个对卡夫卡和杜拉斯能侃侃而谈的女人是不能忽视的，她深不可测，她的目光中饱含智慧和人生的历练，我，或许永远不是她的对手。那么，我甘拜下风退出吗？用埋葬我的爱去成就她的爱？——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这是她的话，一个老太婆的话，难道这样的话就让我退避三舍吗？那说明是不是我的勇气不够或者说爱钟新爱得不够呢？不，如果要谈谁的肉体先腐朽，那应该是她！我为什么要放弃？不，我可以耐心等待，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和她抗衡！
黑暗中，我追问着，千百个为什么纠缠在我脑海里，后来，我干脆把这些问题统统驱赶出去，因为，我暂时不要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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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仪馆是参禅悟道的最好处，因为这里最能体现众生平等。不管是谁，生前是达官富贾，还是平头百姓，死后都要火化。
尽管已经算不清楚上班以来已给多少死者整过容了，可我每次给不同的遗体美容时还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双眼在口罩上沿，看着那些向遗体告别的活着的人，就会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的意义，那就是让死者把最佳状态留在亲友的记忆里。在我的眼里，每一具尸体都是我的艺术品，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死者走时保持最佳状态，使故者安息，给生者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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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9章（10）
周师傅退休那天，整容组一起在天天精彩餐馆里吃了顿饭，算是告别。酒桌上，周师傅喝了两杯酒，说着说着，他慢慢变得激动起来。
“唉，我这一辈子，钱是没少挣，但是，还真活得委屈。其实，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真是挺好的，人家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这么多年，我从不走亲戚，也不和人来往，为什么，人家心里对咱们有阴影哪，人家包个饺子，你说帮帮忙，那可像打架似的，热情地叫你歇着，说让他们来做，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你包了，这饺子人家就不会再吃了。现在你们还不背尸体，打早儿，我们还上门背尸体，十楼八楼都要放在背上扛着，要知道，死人硬邦邦，没有活人好背哪，遇着大胖子，那就更累人，但再累，也得要自己背，不像背米背煤气罐，可以花几块钱喊个有力气的农民工……唉，这些年，我就这么熬过来了，现在，我也该享享清福了！”
我觉得鼻尖酸酸的，站起身，举着酒杯，说：“周师傅，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也说不出什么动听的话，向您敬杯酒表示我的心意吧。”说完，一仰脖，喝干了。这是坐办公室的我喝酒以来喝得最畅快最心甘情愿的一杯酒，除了那次与钟新一起喝的。
酒下肚后，在我的胃里烧灼起来，热辣辣的，身上也迅速暖和了。
每年冬天，我都要编织几件毛衣：一件薄的、一件厚的，有时，同事家的亲戚要做满月啊、周岁啊，也少不了托付我织上个一两件的。在楚江的小商品市场，挑自己合意的毛线，放在一个敞口硬包里，随时编。我的手很巧，一件毛衣最多编织一个星期，当我看到细细的毛线经过我的手变成了漂亮衣服穿在宝宝的身上，有说不出的快乐。这个冬天，我盘算着除了给宝宝织两件外，还给母亲织一件，想想这么些年，自己对家里照顾得太少，很是内疚。
贺长春仍然不辞辛苦地给我打电话。
“小莹，”贺长春说。
“什么。”我应道。
“你在做什么？”贺长春说，“干嘛要辞职？”
“我在哪里与你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事？”我冷冷地说。
“小莹，我……我很想你……”贺长春说。
“哦，我还有事，再见。”
对于贺长春，我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了。他，在我眼里，比陌生人要熟悉一点，因为仅仅是熟悉一点，所以，是更大的陌生。
铝针摩擦着我的手指头，有些发麻。我站起身，第一次感到无聊空虚起来，房间里，我拿起那把浅黄牛角梳子，站在大衣柜前慢慢梳头。
我把脸靠近镜子，看到自己面色蜡黄、粗大的毛孔，想起抽屉里还有点珍珠粉，忙找出杯子，倒上，从抽屉里找出一个鸡蛋，磕了，把蛋清滤进杯里。
珍珠粉在筷子的搅拌下扬起白白细雾，很快消失了，蛋清慢慢把珍珠粉裹住，变得有点粘度，搅着搅着，突然觉得好玩儿，就像小时候过家家把泥和水在破瓷碗里搅了当饭吃一样。接着，楚江的记忆铺天盖地而来，我的手渐渐慢下来，最后顿住了。呆坐了半天，然后，来到镜子前。我用棉球把珍珠面膜涂抹在脸上，冰凉冰凉的感觉。
珍珠液不停从额头上淌下来，我只得平躺着，一侧头，从镜子中我看见了床上的自己，就像戴着一个面具。因为蛋清，我感觉我的表情渐渐僵硬，最后完全凝固了。
如果此时有人看到我，既看不到我的忧伤，也看不到我的快乐。
是谁带走了我的快乐和忧伤？
钟新，即使我的肉体从此时开始腐朽，我还是不能欺骗自己，我要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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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在犹豫、彷徨，但是，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家。
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回去，也许就永远困在楚江，不会再出来了。回去，是我期待的，但我又害怕回去，我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异常矛盾的心态。冥冥之中，我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可我却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我和母亲的情人 第9章（11）
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从母亲惊慌短促的语气我能猜测到父亲病重的程度，这个消息太突然，完全是我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在我眼里，父亲是不可能病倒的，即使死亡，也只能是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而不可能是疾病。他的体魄不仅能打死一只老虎，而且还能吃下这只老虎。
离开北京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我是悄悄走的。
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河街即将变成丽水花园，我在上面看到了未来丽水花园的模样：它妖媚而风情万种，就像来自巴黎红灯区的娼妓。
放眼望去，以前的红砖黑瓦已经狼藉一片，呲牙咧嘴的，很多房屋露出断壁残垣，屋前屋后的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上面扬满了灰尘。河街就好像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势力突然入侵了曾生养我的土地，我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我仿佛变成了那些千年古树，有了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撕裂感和分离的痛楚。虽然脚下的土地贫瘠得一无所有，但那种缺失营养的土壤却把它紧箍着，拥抱的力度使它无法挣脱。
回到楚江时，我愣住了，我竟然认不出自己的家，现在就站在曾熟悉的家门前。
苕货家只剩下一堆废弃的乱砖瓦。我家的半边墙也撕裂了，门上一把锁。隐隐能看到院子里的竹仍青翠地蔓延着，那团绿意，更衬托出萧条。
我回来之前，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经济学家们可以很轻松地高屋建翎地说，这是一场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进步势力与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无疑，胜利的一方肯定是前者。因为，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阻挡的。
我父亲绝对是后一势力的顽固代表。
父亲已是弥留之际。
病房里站满了人。他的面部套着呼吸机，床左侧挂着药水瓶。他不能讲话，与植物人无异。不等我问起，齐二林说父亲是与城建的因为拆房而发生了冲突，事前也刚喝了几两酒，当时热血往脑门上一涌，就倒在地上。母亲哭嚎着找人将他送到医院抢救，但根据拍的片子看来，情况很不好，脑血管大面积破裂，里面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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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拆迁，还有关于麻木的事情。
楚江西城区政府常委会研究决定：电动三轮车，也就是“麻木”，严重危害并制约了楚江的经济发展，为此，必须下狠心取缔。如果不取缔，楚江的交通、环保等问题都会成为一个死结。父亲闻讯后，与开麻木的同仁们结成同盟，一起在区政府大楼前静坐，后来，十几个代表被邀请到政府大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仅仅只有区办公室主任一人。
父亲在下面大声问：“把我们的麻木没收了，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主任说区政府决定每辆麻木补助一千元钱。下面炸开了锅。父亲接着问是不是安排工作。主任说现在大学生都没工作，为这补助，政府都要到处化缘。父亲说主任站着说话不腰疼，问他们到底能不能安排工作。
主任说：“这个，我作不了主。”
父亲说：“你作不了主，当不了家，那跑到这里来放什么屁？跟老子滚！”说完，一帮人一哄而散。
就为这事儿，父亲在家里也没少喝闷酒，虽然区政府暂时还没动作，但他的一颗心总是悬着，日子过得不安稳。后来又加上要掀他的老窝，也就急火攻心，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