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
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
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聪明士兵，盍
兴乎来？
日本军司令部印
１２月１０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
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１
２月１２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
日军于１３日上午１１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
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２０名难民。日
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
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１２月１９日
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
“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
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
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
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
堆积着死尸。”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１００到２
００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１２月２２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
，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１２月２６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
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４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
（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
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
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
见零星尸体。”
郭岐营长于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１１人搭渔船
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
“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
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
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
∶“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梅奇牧师于１９３８
年１月５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并说∶
“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
仍不停地响。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
，南京市议会自１９４５年８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１９４７年２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
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１２５０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３月１０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１９万人以上；在中
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１５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３０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１９万人及零星屠杀１５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１２
５０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
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４３０７１具，崇善堂收埋尸体１１２２６６具之统计表；
灵谷寺无主孤魂３０００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
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１９４６年５月向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２９４９１１人，未确定的
被屠杀者２０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９
６２６０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３９１１７１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
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
、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２０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１５．５万人
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１９８１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
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
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１９８４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１７００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１９８５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１９
４７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３４万人，即集体屠杀１９万人，零星屠杀１５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Jian事件”；其
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Jian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Jian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
敖说∶“强Jian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Jian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
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
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Jian，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
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
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
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
用某中队长关于强Jian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
，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
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Jian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
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Jian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Jian中国妇女达２万名”。国际安全
区主席雷伯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２万起强Jian事件。
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Jian——强Jian——又是强Jian，我们计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
人，多数都被强Jian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１９３８年２月６、７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Jian的妇女至少８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Jian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
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
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
司令松井石根于１２月１７日抵南京举行